太虚法师抗日护国 心系民族
发布时间：2024-10-22 01:26:05作者：普门品常识网
太虚法师抗日护国 心系民族
1937年冯玉祥将军为太虚法师题词
“七 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翟唤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武力防御 文化进攻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
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
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他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其时，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王秀）、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还有不少外国来宾、远方僧侣，因此留下不少诗赋墨宝。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老舍手迹（写于重庆北碚缙云寺）
出访海外 疏通滇缅
抗战期间，东南亚国家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的抗日物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生命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在曰本的谣言蛊惑下，缅甸关闭了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
1939年11月，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借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
“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侯，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鲁亦主持欢迎，甘地、泰戈尔都曾访问过。”
7个月后，访问团回到昆明。站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荣耀毫无重量；而恒河之畔历劫仅存的残损、寂寞而依然庄严的释迦遗迹，那些断裂的精美石幢，空旷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树，更使他胸中充满忧患的回响。还能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许不多了，惟有将所剩的时间与佛教、祖国贴得再近些，相依为命吧。他给门生的信中说：“你们祝我寿，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学生会努力筹备！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兹会。”
通过太虚法师的出访，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敌方阴谋，滇缅公路重新开通。
太虚法师（1890—1947年）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
心系民族 振臂高呼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 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
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
1937年冯玉祥将军为太虚法师题词
“七 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翟唤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武力防御 文化进攻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
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
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他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其时，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王秀）、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还有不少外国来宾、远方僧侣，因此留下不少诗赋墨宝。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老舍手迹（写于重庆北碚缙云寺）
出访海外 疏通滇缅
抗战期间，东南亚国家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的抗日物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生命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在曰本的谣言蛊惑下，缅甸关闭了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
1939年11月，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借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
“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侯，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鲁亦主持欢迎，甘地、泰戈尔都曾访问过。”
7个月后，访问团回到昆明。站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荣耀毫无重量；而恒河之畔历劫仅存的残损、寂寞而依然庄严的释迦遗迹，那些断裂的精美石幢，空旷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树，更使他胸中充满忧患的回响。还能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许不多了，惟有将所剩的时间与佛教、祖国贴得再近些，相依为命吧。他给门生的信中说：“你们祝我寿，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学生会努力筹备！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兹会。”
通过太虚法师的出访，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敌方阴谋，滇缅公路重新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