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前两年友人转来复旦女博士于娟身患癌症后忏悔文章,她说“我吃过很多不该吃的东西,不完全统计,孔雀、海鸥、鲸鱼、河豚、梅花鹿、羚羊、熊、麋鹿、驯鹿、麂子、锦雉、野猪、五步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除了鲸鱼是在日本的时候超市自己买的,其他都是顺水推舟式的被请客。然而,我却必须深刻反省,这些东西都不该吃。尤其我看了《名称删除》之后。选择吃他们,剥夺他们的生命让我觉得罪孽深重。破坏世间的和谐、暴虐地去吃生灵、伤害自然毁灭生命这类的话就不说了,最最主要的是,说实话,这些所谓天物珍馐,味道确实非常一般。那个海鸥肉,高压锅4个小时的煮炖仍然硬的像石头,咬上去就像啃森林里的千年老藤,肉纤维好粗好干好硬,好不容易肯下去的一口塞在牙缝里搞了两天才搞出来”。
为嘴伤身,古人所忌,可是灾难没有降临在自己身上时,人们会听到许多豪言壮语,“死了也吃”“拼死吃河豚”“拼死吃……”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与长期以来我们把饮食生活当做娱乐、甚至是唯一的娱乐有关。
春秋时期就有人说“惟食无忧”,当然那时人们生活单调,就是统治者除了饮宴和田猎以外很少有其他娱乐,下层民众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位置在温带,自然环境不十分优越,农业是靠天吃饭,人口又繁殖很快,因此觅食问题,长期困扰着国人。缺吃少穿的人对吃的重视,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穷嘛,总想找到一口吃的,所以养成了什么都敢吃的习惯。生活改善了,习惯也应改改了。
中国缺少终极关怀的宗教,缺少吃穿以外的精神生活肯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要不就很难解释当前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娱乐方式也是空前增多,为什么无论是过节,还是亲朋聚会除了吃外,很少有其他项目呢?这是不是太单调?为什么我们没有户外活动,为什么不到大自然当中去?吃成了一种娱乐活动,大家伙聚在一起就是吃,八十年代初,我在成都杜甫草堂住过几天,逢到假日,常有数伙青年人携带锅碗瓢盆,面粉、馅料到草堂花园野餐——包馄饨,而不去参观草堂内有关杜甫的陈列。
可能我们居住的地方也太狭小了,也可能人口分布不平均,也许这是后发国家的一种病态现象。但是不能否认我们的精神追求的确很匮乏。
这在人群交流中极容易发现:一件东西摆在面前,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值多少钱?第二个问题则是,能吃吗?只要是个有机物,大都会问能吃吗?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物质对于精神的决定作用。费尔巴哈说过一句话,当你肚子空的时候,那你的思维也停止了。现在青年人大约很少有这个体验的。困难时期(1959下半年至1962上半年)我肚子饿的时候就往文津街北京图书馆跑,可是到了饥肠辘辘,腹内响如鼓的时候,理论书籍是完全看不下去的,只好借点文艺性强的书看。记得我读了不少三四十年代吴祖光、孔另境、顾仲彝、顾毓琇、俄国人契珂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剧本。肠子空了,脑子也得空,这是个定理。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都是由有饭吃的人想象出来的,底层的人没饭吃,想眼前问题就较多,例如今天晚上如何获得一餐的问题。长期处于贫困中,文化不能不在短浅的实用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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