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藏传佛教分前宏期和后宏期两个发展阶段，一般前宏期佛教指吐蕃佛教，即佛教传入到朗达玛灭佛为止的近二百年间的佛教。但是，藏文佛教史籍把鲁梅等十人从多康学法回来的978年作为后宏期的开始年，说明978年之前属于前宏期。佛教在传来过程中，其思想义理与活动方式方面不断地配合藏族的习俗、宗教观念以及仪礼等。经典的翻译也在筛选和删改，力求更适合于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风味，适应苯教文化。《雪域文化与新世纪》总结说：佛教在西藏传播的前宏期，一直受到强大的以本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抵制，直到莲花生把佛教的教义及修行与本教文化相结合，才初步打开了佛教传播的局面。

但前宏期的传播尚处于启蒙阶段，而且注重在贵族上层中物色传播对象，特别是为了适应本土文化中本教以仪轨为主的宗教接受心理，在传播的同时，把密咒作为传播的重点。[1]这就是吐蕃佛教的特色。众所周知，佛教分别从南面的印度、尼泊尔和东方的唐朝传入吐蕃，顿渐之争或桑耶寺辩论前，唐朝长安佛教的影响远大于印度佛教。顿渐辩论后，印度佛教的胜利使它取得了主导地位，唐朝佛教势力虽然有所减弱,但留下的影响仍然很大。下面通过一些零散的资料就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

黄颢先生曾撰文专门探讨唐蕃佛教关系，分初传、创立、发展三个时期考察。吐蕃是公元七世纪初在雅隆悉补野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奴隶制王朝，其东有唐朝，西有大食，北有突厥，南有天竺。同新兴的吐蕃王朝相比，唐王朝已经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文化发达的大帝国。自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唐蕃双方建立了友好的甥舅关系，从而拉开了文化交流的序幕。长安自隋朝起已经是佛教弘传的中心，文成公主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佛教耳闻目染，她随身带来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和佛典，主持修建了小昭寺供放佛像，并协助赤尊公主建造大昭寺，还同吐蕃人拉隆多吉贝将汉文佛典翻译成藏文。因此，学术界把文成公主的这些做法看成是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象征。的确文成公主对佛教传入吐蕃有特殊贡献，“她的崇佛影响了松赞干布的信仰佛教。进而松赞干布又大力支持文成公主在吐蕃从事佛事，由是汉地佛像、佛经、佛寺型制及汉僧进入吐蕃，促使吐蕃社会有了佛教的萌芽”。[2]藏史记载随文成公主来吐蕃的汉族医师有和尚摩诃第瓦和达摩郭迦等人，他们不仅翻译《医学大全》等医典，还翻译佛经。来蕃的汉僧除了留有姓名的这几个人外，可能还有其他和尚随来，负责为佛像上香点灯，诵经祈祷。《隆庆教法史》说：松赞干布时期请来印度学者拘萨罗、婆罗门香伽罗、迦湿尼罗的达努、尼婆罗尸利曼殊、汉地和尚摩诃提婆措（大天寿和尚），译出了《宝云经》、《入楞伽经》、《金光明经》、《白莲花经》、《宝集陀罗尼》等。《丹噶尔目录》收录了这几部经，其中《入楞伽经》、《金光明经》、《白莲花经》被认为是公元九世纪的法成从汉文译藏的，而部分藏文佛教史籍则说始译于松赞干布，是否公元七世纪初译，九世纪由法成校对或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