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生于1895年，卒于1990年，高寿九十有六。钱穆一生著述不辍，晚年目盲，不能握管，则由其口述，夫人记录成文，他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写就的，他身后留下了54册、1700万言的皇皇巨著。

清代学者李恕谷说：“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钱穆之不朽与他弟子的大力揄扬是分不开的。当代史学大师严耕望、余英时都出其门下，钱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各据港台、欧美名牌大学之要津，想要钱穆身后寂寞也难。

研究写作、课徒授业都需要充沛的精力和长久的生命，所以钱穆精神状态之良好、身体之康健远超同时代的一些史学大师，如陈寅恪、顾颉刚等人。他锻炼身体的方法确有过人之处。他常年练习太极拳，曾以一招“揽雀尾”惊走了敢在他课堂上捣乱的街头混混；他酷爱郊游，据严耕望在《从师问学六十年》中记述，钱穆在四川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时，常和学生一起远足散步，借以调剂精神。

这是他“动”的健身方法。他“静”的健身方法——静坐，以常人的眼光来看，颇带几分神秘性，但效果可能更好。

钱穆体弱，于秋季常常生病，他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书时，正刻苦自学，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例子，每天清晨神清气爽之时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则读史籍。所以生病常常会打乱他的学习计划。

一日，他无意中读了一位日本人写的书，说不长寿乃人生的一大罪恶，所以应努力讲究日常卫生。当时他正读陆游的诗，陆放翁晚年的作品让他“心中大奋发”，他觉得人不高寿乃是人生一大耻辱、大惩罚，由此下定决心，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他此前已经开始修习静坐，自此更加勤勉。

钱穆的静坐方法学自天台宗的《小止观》，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详细记述静坐的经过和静坐时的感受：

“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余性燥，愈禁愈起，终不可止。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返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返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乃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清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大解放，快乐无比。如此每坐能得此片刻即佳。

若能坐下全成此一片刻，则较之催眠只如入一睡境中者，其佳更无比矣。余遂益坚静坐之功。”

《小止观》又名《童蒙止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是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为他未出家的哥哥陈鍼所写，囊括了天台三大部之一的《摩诃止观》的精要部分。该书之《调和第四》不但对静坐论述甚详，而且还讲了调食、调息、调心等种种法门，很是简便实用。

钱穆按照《小止观》的办法静坐，很快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效用。据其自述：“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唤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静坐不但使钱穆的身体由羸弱转为强健，而且对他的心理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领悟到人生之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而心虚、心静正是学者渴求的。（其自云：“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若心中自恃有一长处即不虚，则此一长处，正是一短处。余方苦学读书，日求上进。若果时觉有长处，岂不将日增有短处？乃深自警惕，悬为己戒。求读书日多，此心日虚，勿以自傲。”）

1938年，钱穆撰述《国史大纲》时，寄居云南宜良岩泉下寺，周四乘火车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周日返回，平时就在住处读书、写作。看似单调的生活，他不以为苦。寒假期间，汤用彤和陈寅恪来宜良看他，陈寅恪对钱穆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越明年，钱穆返回苏州，居于名为耦园的一废园中，该园面积广大，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又幽静怡神，钱穆在此完成其另一名著《史记地名考》。可知，静坐对钱穆的学术事业助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