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即将收官，小众音乐春天将至？大众乐迷依旧难伺候

最近，一档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以独特的"佛系"和"燃"，令看腻了抄袭综艺的观众眼前一亮。节目组邀请到的31支乐队，既有老牌的面孔、痛仰、新裤子、旅行团等，也有新生代的九连真人、盘尼西林、click#15等。

年轻一代所追捧的小众音乐被搬上台面，这样的强曝光让乐队们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中也伴随着无数的质疑。

提到乐队，很多人会想起疯狂的摇滚、躁动的现场。以至于"不够摇滚"的乐队，所面临的被淘汰的风险远高于摇滚乐队。甚至有人总结出了一条鄙视链：古典>爵士>摇滚>流行>说唱，而在乐队的鄙视链中，流行无疑是垫底的。

也正因为如此，痛仰乐队改编王菲的《我愿意》时，因为没有呈现出像往常一样摇滚的曲风，被专业乐迷给出了"松散、无聊、平铺直叙、缺乏转折"的评价；新裤子与女团3unshine组合的Cindy合作《艾瑞巴迪》时，普通观众则并不买账。

但实际上，乐队并不只有一种展现形式。如果能被轻易定义，那么小众、先锋又有什么意义？

摇滚教父鲍勃·迪伦在刚出道的时候，从民谣乐起步，后来转型做摇滚，也曾遭到民谣运动人士的批评。但他对流行音乐的影响、对当代音乐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磨灭的。

出道几十年来，鲍勃·迪伦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2004年，年逾花甲的他用了3年时间，在手动打字机上敲出了一本回忆录，讲述了自己在1961年、1970年和1989年这三个转折时期的经历和思考，这是一本艺术家的心灵史，也是一部时代的观察记录。

在此，路上读书向大家推荐《鲍勃·迪伦编年史》一书，聊聊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传奇摇滚教父的艺术人生。

1.在混乱的新世界，创造过去从未有过的音乐

我出生的那个春天，世界被炸得四分五裂。1941年，二战正在摧毁整个世界。假如你也身处那个年代，会感到旧世界正在离你远去，新世界在哪里？它还没有完全到来。可旧世界被连根拔起，每个人置身于骚动与混乱之中，一切都在改变。

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很荒唐，带着一种失控的疯狂。艺术界也被冲昏了头脑，抽象画和无调性音乐正在大行其道，搅乱了我们熟悉的现实。我想着这些时髦的东西有多大价值？对我来说，可能一分钱也不值。我和这个时代的流行艺术格格不入。

那时候酒吧里放的音乐大多是爵士和节奏布鲁斯。我喜欢现代爵士，但我不理解它，也无法被真正打动。为什么？

因为你在其中找不到任何有具体含义的普通词语，而我想写诗意的歌曲，用简单的英语讲出简单明了的事情，民谣是最直接有力的方式。

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想写高于生活的歌，诉说一些发生在我身上奇怪的事，或者我看到的怪事。听上去很容易，但我很清楚，这一开始会很难。

我已经知道怎么写旋律，怎么填歌词，可是就在我写歌越来越熟练的同时，我的创造力也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可控范围。的确，你很难在已经滚瓜烂熟的东西里面找到什么突破。我必须打乱自己，必须写一种所有人从未听过的民谣。

那真是个吓人的想法。我得在创作中展现出一个更强的自我，但又必须保持开放，能够囊括整个世界。世界正在以一种抓不住的速度改变着，但我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似乎我正在驾驭着这些改变——用我的音乐。

在投入民谣以前，我热衷的是过去的书籍和作家。但我发现民谣歌手能把整整一本书的内容唱成一首歌，而且只用区区几段的篇幅就能做到，于是我爱上了民谣。我写的歌大多都是讲故事，或者讲述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从没有名字的杀人犯到总统罗斯福，什么人都可以唱进歌里去。

你要问我，究竟是什么让这样的艺术有价值——这很难讲。也许是某种公正、诚实、开放的人格，也许是一种反叛精神，也许因为民谣的世界是个苦中带甜、紧张孤独的世界。

美国"垮掉的一代"能够忍受民谣，但谈不上真正喜欢，他们更喜欢现代爵士和比波普爵士。可是要定义我感受世界的方式，除了我唱的民谣歌词，再也找不到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东西。民谣是难以捉摸的，是生活的真相——而生活多多少少是个谎言。

2.他就在这儿，拿去吧，他是属于你们的

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寻找音乐的养分，在微缩胶卷上阅读1855年到1865年的报纸，试图了解那时候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当时人们使用的语言。

我不明白人类的命运，在这一切里，我只看到一首长长的葬礼进行曲，苦难没有止境，惩罚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我生活在一个很宽泛的政治体制当中，如果把光对准它，就能看见人性的全部复杂性，这就是我写歌时的样板。

严格来说，我的歌并不是"话题歌曲"或者"抗议歌曲"，尽管它们也许兼有话题性和抗议的意思。1969年，就在我的歌已经风靡全国的时候，美国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找到我，想让我给他的一部舞台剧写几首插曲。

麦克利什说我是严肃的诗人，说我是战后的铁器时代诗人，但我好像从过去的时代继承了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

我的歌确实没有任何一首是给商业电台的：我写堕落的走私酒商、淹死亲生孩子的母亲、洪水、火灾、沉在河底的尸体……这些题材可不适合电台，它们不够友好，不够甜美，不符合规则，远离当时的主流文化。

可这些歌就是我对世界的感受器，里面有我自己的正义。法庭的正义来得太慢、太复杂、不管事儿，我觉得法律这东西不错，但我也可以成为法律本身——无名的死者不能为自己说话，那么就让我的歌来替他们说话吧。

可是，事情渐渐失控了。美国人对我的热情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开始给我加上一些毫不相干的头衔，说我是"一代人的良心"，把我看成救世主一样的人物。

我记得早在1965年的时候，"织工"乐队的成员罗尼曾经在一个民谣音乐节上这样介绍我："鲍勃·迪伦，他就在这儿……拿去吧！你们认识他，他是属于你们的。"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是对我此后音乐生涯的一个不祥之兆。你听听："拿去吧！他是属于你们的。"还有比这更疯狂的话吗？去他妈的。据我所知，鲍勃·迪伦不属于任何人，我不属于拿着话筒的媒体，不属于"美国的一代人"，也绝对不是什么救世主。

如果你问我，我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那么我会告诉你，我只是一个民谣音乐家。好笑的是，当我实现了音乐理想的时候，我却很难好好地做一个音乐家了。

3.等待新世界

为了躲避公众的狂热追捧，我尽量沉浸于世俗琐事，比如参加孩子们的棒球比赛、生日派对，送他们上学，带他们去野营、划船、钓鱼……我依靠版税生活，努力销声匿迹。

因为一次意外，我摔断了胳膊，再次中断了巡演，这让我更加想要彻底淡出公众的视野。事实是，哪怕我想重拾过去的创作方法，它们也已经不管用了。

过去的十年，我一败涂地，人们完全可以说我是江郎才尽；虽然没有完全离开舞台，可道路变得太窄，几乎被堵上了。

我感谢带我出道的路·莱维和约翰·哈蒙德。也许他们也没想到，由他们一手打造的鲍勃·迪伦神话，会变得像一包沉重的腐肉，压在我的身上。

不过，我仍然设想有那么一天，音乐的道路会重新变得宽阔起来。我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在巡演中使用过去的技巧，想要找回过去的声音，但不是很奏效。

1987年，我在瑞士的洛迦诺广场演出，张开嘴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像突然哑巴了。台下三万人齐刷刷地看着鲍勃·迪伦，而他一句也唱不出来，就是这么荒谬。

怎么办？我只能抛开过去的技巧，我需要用自然的方式发出声音，驱赶过去的魔鬼。在洛迦诺广场，我做到了——我用另一种声音唱了出来。

改变发生在一瞬间，也许这三万人并没有注意到，在歌声响起的刹那，我忽然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它让我变成一个新的歌者，在新的演唱方式当中找到了久违的自由。在三十多年的表演生涯中，那是一种我从未抵达过的境界。

鲍勃·迪伦不再是那个鲍勃·迪伦了，世界当然也不再是鲍勃·迪伦的世界。一个陌生的世界将会在所有人眼前展开，又会是一个酝酿着新的风暴的世界。这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径直走进这个世界——它本来就向所有人敞开着。

这位逐渐老去的摇滚教父，用姿态鲜明的笔调写下了他的创作史与成名史，并且毫不掩饰他自己对"鲍勃·迪伦神话"的困惑与抵触。

他向全世界宣扬，比起意见领袖和流行偶像，他宁可做个朴素的民谣音乐家、严肃的诗人、主流文化的反叛者。在音乐世界里，他找到了艺术能够赋予一个人的最大自由，并用一生去不断追寻。

编辑：Gillian

排版：G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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