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迎接佛教发展的春天

——在2009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2009年10月30日）

学诚

十月金秋时，西湖杭州处。继去年四月在北京法源寺，第一届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成功举办之后，时过一年半，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讲经交流会也功德圆满了。杭州历来就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它有风景如画的西湖，被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赞为“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也不单是因为它经济上的繁荣，被元朝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更是因为这方水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养育了如群星般璀璨的英才，包括在中国佛教史上流芳百世的延寿、省常以及袾宏诸师。在这里举办讲经交流会，也预示着我们将沿着前辈们的脚步，继续担当起弘法利生的志业。

佛教因其进足以救济苍生、退足以超越自我的精神内涵，暗合汉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化氛围而得以生根，在长达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对于这种角色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将有助于看待在当今开展讲经交流的意义与价值。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根发芽的春季；第二阶段：隋唐时期——繁荣鼎盛的夏季；第三阶段：宋元时期——开花结果的秋季；第四阶段：明清时期——落叶归根的冬季。

第一阶段：生根发芽的春季。在经历近三百余年一支独秀的大一统局面之后，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开始走向僵化，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重又登上历史舞台，这恰为提倡无我思想的佛教培植了肥沃的土壤。在这个阶段，佛教以翻译并解释经典为主要特征。在翻译经典方面的代表人物安世高、竺法护和鸠摩罗什，而在解释经典方面的代表人物则是道安、慧远以及僧肇。因为汉地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无论是翻译经典，还是解释经典，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格义”的方法。也就是说，用本地所特有的语言表述经典，用民众所熟悉的内涵理解经典。这样一来，从一开始传到汉地，佛教就带上了本土化特色，并因此而扎下根来。我们发现，在这个阶段，翻译经典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往往是来自西域诸国的僧人，他们不但有着很高的佛学造诣，而且还能通晓汉地语言和文化；而解释经典有突出贡献的，则往往出自汉地，如道安与僧肇，对于本土文化，如儒家和道家思想，他们往往有很高的修为，在理解佛经方面能够做到左右逢源、触类旁通。

第二阶段：繁荣鼎盛的夏季。魏晋南北朝的动乱，给社会民众带来莫大的疾苦，却促进了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并随着民众的不断迁徙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整个国家再次走向统一与富强的时候，也带来了佛教的繁荣与鼎盛。在这个阶段，佛教以创宗判教为主要特征。在中国佛教史上所出现的大乘八宗，都是创建于这一时期。比如，吉藏大师创建三论宗、智者大师创建天台宗、善导大师创建净土宗、法藏大师创建贤首宗等。这些大师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建立法幢，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佛教思想慢慢从被本土文化格义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逐渐又回归到基本教义上来。比如，吉藏大师的“中道佛性”思想就受到了僧朗、僧诠、法朗的影响；智者大师的“三谛圆融”思想与慧文、慧思的思想一脉相承；法藏大师也直接继承了杜顺、智俨的“法界缘起”的学说。其次，这些创宗祖师大都自幼出家，博学三藏，通宗通教，故能博采众长，独树一帜。比如，吉藏大师七岁跟随法朗出家，不但精研三论，而且贯通《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大品般若经》等；善导大师自幼出家，熟诵《法华经》、《维诘摩经》，以此贯通《观无量寿经》。简而言之，注重思想的传承，同时贯通佛教诸经，并回归到某一部或少数几部经论上来，以此为修学的主要依凭，从而形成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各宗并行的繁荣局面。

第三阶段：开花结果的秋季。隋唐时期佛教鼎盛的局面，随着唐武宗灭佛而宣告终止。在这期间，无论是佛教寺院，还是佛教典籍，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大量的僧众也被迫还俗。这样一来，汉传佛教各个宗派的传承也被迫中断，并因此趋于衰落，但禅宗却是个例外。由于禅宗丛林早在中唐时期便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改造的过程，这使得它对社会的依赖降低，同时由于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独特修行风格，又使它对经典的依赖远不如其他宗派那么紧密，因此唐朝末年的社会动乱并没有危及到禅宗的命运。不仅如此，在随后宋元两代近四百年的历史中，甚至成了禅宗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之所以称这一时期为开花结果期：一方面，对佛教自身来讲，不但产生诸多新的禅宗门派，而且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祖师得到开悟；另一方面，对外在社会来讲，佛教成熟的心性论思想，反过来促进了本土文化的更新，形成了体系更加健全的宋明理学，并因此影响了自宋朝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云门宗的永安契嵩禅师、临济宗的大慧宗杲禅师，以及曹洞宗的万松行秀禅师。纵观他们对佛教发展的贡献，不难发现以下共同特征：首先，在思想理论的建设上，他们都比较强调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对于佛法与世间法之间的通融，他们往往也有比较详尽的阐述，从而促成了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其次，在弘扬佛法的实践上，他们也比较注重对上层士大夫的影响，主动地为佛教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围空间，并为佛教信仰在民间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阶段：落叶归根的冬季。在经历宋元两朝近四百年的发展之后，由于对经论以及对戒律的忽视，禅宗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并因此日益走向衰微，取而代之的，便是明清时期净土宗的兴盛。关于这一点，有据为证：在净土宗十三位祖师中，仅有一位出现于宋元两朝的初期，而明清两朝却陆续涌现出了六位。即使是明清的禅师们，也大都提倡禅净双修，对净土的信仰亦是日益加深。由于在认识上通俗易懂，在操作上简单易行，净土宗遂获得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欢迎，佛教也因此走出了僧团，走出了士大夫阶层，走进了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也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我们称之为落叶归根期。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云栖袾宏大师，以及藕益智旭大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主张融合教、律、禅各宗，勤修净业，导归净土。这样一种特征也使得佛教于民国时期，在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的时候，能出现各宗短暂的复兴，以及太虚大师所倡导“人间佛教”的出现。

截至新中国成立，佛教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发展，经历了生根发芽、繁荣鼎盛、开花结果、落叶归根等春夏秋冬四季，也因此完成了一个轮回。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当国家在经济上日益发展，政治上日益开明之后，对文化繁荣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种状况也预示着佛教发展春天的到来。但在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下，佛教能否走上健康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发展轨道？却是摆在每一位佛教徒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鉴往可以知来，回顾过去佛教的发展历程，当给予我们弥足珍贵的启示：

首要的一点，就是在新的语境下如何对经典进行诠释的问题。就像当时佛教传入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语境，若是诠释不恰当，就会产生诸多误解，乃至最终遭到遗弃。这样一来，后面所有的过程也都变成了子虚乌有。今天，我们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虽然同样是在中国，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经典的内涵有它永恒的意义，但其中的内涵如何用符合现代人思维习惯的语言加以描述，如何用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加以表达，同时又如何对出现的诸多新事物加以研究，并给予符合经典内涵的诠释，这些都是在重新解读经典时要面对的问题。今天举办这样全国范围内的讲经交流，主要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够掀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经典的热潮，从而赋予经典以鲜明的时代气息，让经典的时代价值得以充分的体现。

当然，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我们还面对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佛教如何走向全球化的问题。过去佛教在中国，面对的还仅仅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考虑的是如何与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问题。今天，佛教要走向全球化的时候，所面对的就已经不再是如何与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问题，事实上这个过程也已经完成了，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汉传佛教如何与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互相借鉴、优势互补的问题，以及佛教如何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哲学思想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问题。这个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命运，消极等待的结果自然不堪设想。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佛经主要的翻译都是由精通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西域诸国僧人完成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佛教能否在中国扎根，都还是个未知数。这也就告诉我们，如果希望佛教走向世界，那么，就要主动地走出去，深入世界不同的地域，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尽可能多地借用他们本土的文化，并以符合他们语言习惯的方式，翻译他们读得懂的佛经，从而慢慢让佛教在世界的每一个区域扎根。我想，这是每个佛教徒应该担负的一种神圣的使命。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完成，佛教蓬勃发展的机遇才会随之而来。

无论有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这种角度来看，诸位今天能够参加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其意义已不单单是一次讲经交流，更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的责任感，愿与诸位共勉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