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文化与和谐社会
发布时间：2024-07-12 01:22:35作者：普门品常识网禅宗是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派别。它形成于唐代，经过千余年的发展，一直流行至今；不仅在中国，而且传入日本和朝鲜，其影响甚至远及欧美。应当说，禅宗无论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是在世界佛教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禅宗及禅宗文化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挖掘禅宗文化中的积极内容，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佛教自公元前后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同中国社会与本土文化相互适应和协调的过程。它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与磨合，逐步走向中国化，到了隋唐时代，终于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八大佛教派别。在这八大中国佛教派别中，禅宗是最重要、也是最典型中国化的一支。与其他宗派相比较，禅宗在流行的时间上、传播的规模和区域上，以及社会影响诸方面也是最大最突出的。
中国化的禅宗始成于道信和弘忍的“东山法门”，发展于惠能和神秀为代表的两大禅系，在惠能时代和惠能以后开始兴盛。惠能倡导一种“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简便门法，并保持道信以来山林佛教的特色，故使禅宗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而得到极大的普及。在以后的发展中，惠能门下分化江西马祖和湖南石头两大派系，继而又从这两大派系逐步演化出“五家七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黄龙宗和杨岐宗，终于在全国形成了庞大的派系网络。禅宗在唐代形成，从安史之乱以后一直到北宋，是它的极盛时期，宋元以后，继续流传，从未间断。一直到近代和民国时期，还常有禅宗大师出现。如果从7世纪的道信(574-651年)算起，禅宗发展至今，也有1300余年的历史了。
在禅宗的发展史上，不可否认，湖北地区的禅宗派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史料记载，菩提达摩一派的禅师从北向南发展，经慧可、僧璨，传至道信。道信是僧璨的弟子，先入舒州(安徽潜山)，再往江西庐山，最后定居于湖北黄梅县的双龙山，在此传教三十余年，信众达500余人。道信的弟子弘忍(600-674)，继承和发展了道信的学说，在湖北黄梅县的东凭茂山传教，号称“东山法门”。弘忍的门徒众多，他派弟子们到各地传播他的禅法，南至韶州(广东韶关)，北至潞州(山西长治)，西至资州(四川资中)，东至越州(浙江会稽)。由于几十年的努力，终使禅宗成为当时最大的佛教派别。弘忍的弟子神秀，也是以湖北为根据地(湖北当阳)，并向外传播禅法，后来成为“北宗领袖”，。由此可见，湖北地区乃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由湖北逐渐向各地辐射，才形成全国的禅宗派系网络。应当说，湖北的禅宗大师们曾对禅宗的产生和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由于禅宗比其他派别流传的时间长、范围广泛，因此它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哲学方面，中国哲学中的宋明理学就是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心性论的影响而形成的。禅宗认为，“心本清净”、“见心识性”、 “众生系有佛性，皆能成佛”，把人生的全部活动都纳入促进“佛性”实现的轨道上。这种思想与儒家的“性善”、“尽心”说和“先知先觉”说融通起来，就构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即是理”的主观主义学说。
不仅在古代，就是在现代，禅宗文化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一定影响。例如，在四川的禅宗临済派，自南宋以来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武术气功体系，称之为“峨眉临済气功”。它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并行之有效的气功术，习练它既可以使人祛病延年，又可以防身制敌。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这种气功术一直在佛门内部秘密传授，不能外传。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峨嵋临済气功才真正走出佛门，面向社会。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周潜川居士，一个是已故中国佛协副会长巨赞大师，一个是傅伟中先生。山西省的周潜川居士(1907—1972年)，法名镇键，原籍四川省威远县人，生前任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医师。此人终生修习峨眉临済气功，对临済气功颇有研究，他在解放以后撰写了《峨眉十二庄释密》、《气功药饵疗法与救治偏差手术》(两书均于1959年出版)和《峨眉天罡指穴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三部著作。这些书的出版对峨眉临済气功走出佛门，流传社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此外，1958年周潜川先生还把自己一生研究的峨眉临済气功密要心法全部传授给巨赞大师(1908—1984年，江苏江阴人)。从那时起，巨赞大师便与周先生共同研究此功法、功理以及普及提高的工作。
后来，巨赞大师又把峨眉临済气功传于傅伟中先生。傅伟中从少年时就开始修习武术，钻研气功，以强健体魄，中年以后，拜巨赞大师为师，潜心学习临済气功，并有深刻的体会。他遵照巨赞大师的要求，将导师的教导和自己长期修炼临済气功的心得体会，整理成两本书。一本为《峨眉临済气功——峨嵋十二庄述真》，另一本为《峨眉临済气功——峨眉天罡指穴法》，两书分别于1982年和1985年由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为了弘扬佛教文化，实现巨赞大师“得之于民，还之于民”的夙愿，1985年傅先生还在河南省举办了数届“全国峨眉临済气功外气诊治训练班”、“全国峨嵋临済气功辅导员培训班”和“全国峨嵋临済气功患者健身班”， 在南京举办了“全国峨眉临済气功外气诊治提高班”，面授和训练了来自全国各省市以及香港、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的数千名学员，均获得圆满成功，得到国内外气功界人士的好评。
经过巨赞大师和傅伟中先生的多年努力，才使长期沉寂于佛门的临济气功真正走上社会，并且走出国门。今天，禅宗临済气功不仅流传中国，而且名扬四海，并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
同样，中国禅宗文化也早已传播到海外，并在海外产生巨大影响。早在南宋时代，日本僧人荣西来我国天台山(1187年)，修习临济宗下属的黄龙派禅法；日僧道元来中国天童山(1223年)，修习曹洞宗禅法；此外还有其他日僧来我国学习禅法，他们回国后建立起日本的禅宗派系——临济宗、曹洞宗和黄檗宗。这些派系一直流传至今，昌盛不衰。今天，日本曹洞宗，以永平、总持两寺为大本山，拥有信徒700万；临济宗，现有19个教派，信徒100余万；黄檗宗，以宇志万福寺为本山，信徒35万。宋代，还有一批高丽僧人来我国学习禅宗学说和禅法，回国后创立了朝鲜禅宗——曹溪宗，现在此宗在韩国颇有影响，有寺院1300余所，僧人13000人，信徒450余万。
到了近现代，中国禅宗还传入北美大陆，颇受美国民众的欢迎。1893年，日本临济宗禅师释宗演(1859-1919)赴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大会，此间，他作的禅定修行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兴趣。后来，释宗演陆续派自己的弟子铃木大拙(1870-1966)、释宗活(1870-1954)等到美国宣讲禅宗学说，并教授参禅方法。在这方面，铃木大拙的成就最突出，他出版了许多用英文写的禅宗著作。由于他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禅宗思想，宣传禅宗学说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引起美国民众的广泛注意。许多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都阅读他的禅学著作，聆听他的禅学演讲，并参加坐禅实践。他们认为，坐禅有缓和心理紧张、治疗心理疾病的作用，这对于竞争异常激烈、生活高度紧张的美国人来说，是相当有益的。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禅宗在美国迅速传播，陆续建立了许多参禅组织和禅学研究会。例如，在纽约，有“纽约禅学研究会”、“国际大菩萨禅堂”；在洛杉矶，有“罗契斯特坐禅中心”、“西马容禅中心”、“禅宗研究会”；在加利福尼亚，有“巴尔的山禅中心”、 “拉佐拉禅中心”等。
由于禅宗在美国和西方的传播，禅宗的思想正在对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等学科产生巨大的影响。美籍中国学者傅伟勋教授，根据他多年对禅宗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写了一本专著，名为《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他在书中写道：“我在夏大时期的禅宗研究，不但扩大了我的精神视野，也同时使我隐隐感到，禅道思想(包括庄子在内)在不久的将来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神学、心理学、心理分析、精神医学乃至精神疗法可能产生的巨大挑战与影响。”
二
禅宗文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哲学学说、参禅方法和实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和武术气功等等。但是，禅宗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应当说，其核心在于它的心性论哲学与相关的道德伦理思想。
禅宗的心性论有许多学说，如道信提出的“明净心”和“念佛净心”说，法融提出的“心性本空”和“无情有性”说，神秀提出的“染净二心”说、惠能提出的“性本自净”和“见性成佛”说等。在这些学说中，最能代表禅宗思想的是惠能的心性论。
禅宗和其他中国佛教宗派一样，它们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表现在“三学”、“四摄”和“六度”等修持理论中。所谓“三学”，指戒、定、慧三种。戒，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定，指禅定，即坐禅；慧，指学习佛教真理，增长智慧。中国的佛教徒还把以个人修持为中心的“三学”，扩展为面向社会、具有更丰富社会内容的“四摄”和“六度”，认为“四摄”和“六度”也是每个佛教徒对社会应尽的道德义务。所谓“四摄”，是指佛教徒引导众生修行的四种方法：一是布施；二是爱语，指用佛教义理为众生讲法；三是利行，指劝导众生进行修持；四是同事，指深入到众生之中，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进行教化。所谓“六度”，指从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途径：一是布施，二是持戒，三是忍辱，四是精进，五是禅定，六是智慧。以上十三项，除了禅定和智慧外，其他各项都具有道德伦理的意义。在这里，应当说明一点：有些人认为，禅宗主张以参禅为主，因此他们一味追求坐禅求佛，而排斥持戒和读经等等。实际上，禅宗各派虽然在修禅证悟的理论和方法上有分歧，但是他们并不忽视戒律的修持，也不排斥讲经读经，并且认真地履行他们对社会应尽的各种道德义务。
分析了禅宗文化的核心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在禅宗的哲学和道德学说中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元素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内容。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众生平等的观念。禅宗认为，人的本性原本是清净、善良的，只是因为外部肉体所产生的欲望，以及对物质世界和世俗生活的迷恋，才把内在的本性覆盖住了，使其不能显现出来、发挥作用，因而人陷入迷妄和痛苦之中。任何一个人只要经过努力，破除贪欲和迷妄，证悟到自己的本性，就可以成佛。这就是说，不分贵贱高低，人与人在先天本质上是平等的，只有自己努力修行，每个人都可以把内在的善性揭示出来，达到佛的境界。禅宗这种先天平等的观念，反映出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心声和愿望，由此深受广大下层人民的欢迎。
慈悲的观念。禅宗和其他佛教派别都宣传一种大慈大悲的观念。慈就是慈爱众生并给他们以快乐，悲就是悲怜众生并帮助他们解除痛苦。大慈大悲，就是对所有的人，不分教派、信仰、民族、种族，有困难时，都一律给予关爱和帮助。这种大慈大悲，很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博爱精神。禅宗所遵循的布施、行善、不杀生和放生的道德观念中，就包含着这种慈悲精神。
普度众生的观念。禅宗遵循的“四摄”，就是指一个佛教徒在自己解脱之后，还要修“菩萨行”，要去帮助和启迪其他的人觉悟和成佛。因此，他应当为那些尚未解脱的人讲解佛教真理，指导他们的修行，对于个别的人甚至给予单独的教化和帮助。其目的就是要普度众生，使一切人都获得解脱，只有众生都解脱了，他自己的解脱才有保障，才能保持长久。这种普度众生观念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在今天的社会中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弃恶扬善的观念。禅宗要求僧徒严格遵守五戒，认为遵守五戒是一切善行的根本。五戒中的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说谎)、不饮酒等，都是教人放弃邪恶行为，放弃了邪恶，就为行善奠定了基础。此外，佛教还要求信徒不两舌(不搬弄是非、不挑拨离间)、不恶语(不说粗鲁话、不恶意攻击)、不贪欲(不贪占他人财务、权位、妻室等)。从社会功能来看，佛教提倡的这些戒律显然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此外，还有一些，在此无需赘述。禅宗文化中的这些积极因素，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会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
三
最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我们党根据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以及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特点，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使命。这不仅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而且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使命，就必须调动各级政府和全国各阶层民众的一切积极性，也要使用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法律的、道德的一切手段。我们认为，挖掘和整理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和积极的东西，并把它推向社会、发扬光大，也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手段，这项手也是不能忽视的。
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佛教文化的态度就像对待其他一切传统文化一样，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此，发掘整理佛教文化中精华的内容，使之为为今天的现实服务，应当是我们值得重视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谈到社会和谐，必然包括三个层次的和谐：第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第三，一个人身心之间的和谐。这三种和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人们往往忽视第三种和谐，即个人身心的和谐，事实上，只有一个人的身心和谐了，心态平衡了，心情舒畅了，精神振奋了，才能正确地认识、对待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此，这“三种和谐”，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
通过上面对禅宗文化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抛弃佛教文化中那些糟粕和消极的东西，挖掘和发扬其积极和优良的成分，将对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三种和谐”的实现是大有补益的。下面，从“三种和谐”的角度看：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佛教提倡不杀生、放生、素食等观念，对今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森林河湖、甚至维护生态平衡都是有益的。佛教所谓的“生”，是泛指“生命”，不仅包括人的生命，而且包括动植物的生命；“不杀生”，则指不伤害人的生命，也指不伤害动植物的生命。佛教徒就是因为有了不杀生的观念，所以他们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生存环境，从而使佛寺庙宇周围山清水秀、草木丛生、鸟语花香、生态平衡。可以设想，如果今天人人都树立起这种观念，那么我们也能保护好森林草地，使那些珍稀动物不致于灭绝，我们也能保护好江河湖海，使江河不致于污染，鱼类和水生物不致于死亡。
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方面：佛教提倡的各种道德伦理观念，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文明水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佛教的“弃恶扬善”观念教人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说谎)、不欺骗，不做伤害他人的事情等等。这些观念，无疑对保持人际关系的稳定，推动家庭和邻里关系的和睦，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都是有益的。佛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观念，主张人与人在先天本质上是平等的，主张消除等级差别、男女差别、贫富差别，鼓励人们以慈悲之心，去怜悯他人、关爱他人、帮助他人——这种观念对于维护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和谐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佛教的“普度众生”观念，如果去除其宗教消极的内涵，应当说，其中包含着利他主义精神、博爱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主张，在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后，还要去启迪、帮助那些尚未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直至众生都获得解脱。这种博爱和奉献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中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它可以鼓励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去帮助尚未富起来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可以鼓励东部富裕地区的人去帮助西部落后的地区，以促进东西部和谐发展。
在个人身心和谐方面：佛教“灭除贪欲”的理念和“静心修禅”的方法，对于现代人保持心理健康和身心和谐也是大有益处的。今天，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工作压力的加大、生活的高度紧张以及倒闭、失业和下岗的威胁，许多人的心态发生了扭曲，身心不和谐，心理不健康。许多青年人走上了贩毒、吸毒、各种犯罪、甚至自杀的道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佛教，特别是禅宗，尤其重视禅定，主张恬淡虚无、静心修禅、内省直觉，以证悟人内在之本性。如果去除禅定的宗教内涵，我们就可以把佛教修禅的方法和形式转化为一种修养身心的体育锻炼方式或一种精神治疗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大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平衡心态，治疗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禅宗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流传，就是和修禅可以平衡心态，治疗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功能分不开的。故而，禅宗和印度的瑜伽术在欧美特别受青年人的欢迎。此外，佛教还要求信徒在坐禅之前，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消除自私欲望，抛弃对物质生活的迷恋和追求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人们克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名利主义，实现精神理想与物质追求的平衡、个人利益与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统一，也是有益无害的。
总之，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和整理佛教文化中的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在今天是有现实意义的，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有积极的作用。(信息来源：摘自《佛法心中心》)
编辑：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