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生活在今天的人(不管是西方人或东方人),就在我们二十世纪将要结束之前,已能清楚地感受到,我们正在经历着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这个世界性的心灵危机是以西方从一八五○年到一九五○年这一百年,在科学技术与物质信息、商业生产的巨大变革有关。换句话说,二十世纪发展而成的工商业信息的科技社会,是大大的不同于十九世纪以前的城乡农业社会。正由于这种社会生活型态的重大改变,使得十九世纪以前建构成型的社会型态被瓦解了!在西方古典的希腊哲学传统与基督教的信仰,已不再能使现代的西方人信服了!同样在东方的儒家、道家或佛教所建构而成的伦理、道德传统,亦受到西方二十世纪工商科技文明的极大挑战。十九世纪以前那种“田园式”的农业生活已离我们远去!(现代人已从大自然中,被抽离出来。
现代人的生命变成可以买卖的货品,大多数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他们的生活几乎已被各种、各类的商业活动所统治。人人都在追求享受与娱乐,各种精美的食物、饮料和电视、电影的商业节目,都在刺激我们的购买欲。我们生活中的中心已转移到商品的消费上,生活的目标是物质享乐,以及如何制造这些商品的知识。现代都市人的商品化,使得人同自己内在完整的心灵分裂出来,人的身、心、灵已失掉平衡。因此,现代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普遍有不安、焦虑、倦怠和绝望的心理倾向。这也正是所谓的“时代病”,是一种困惑时代的精神病。所以我们必须发展出一套“心灵的疗养”,来对治这个世纪末的心灵危机。这篇论文的写作,是希望能从“禅学”(东方)与“哲学”(西方)的角度,来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参考资料。
二、哲学的“意义治疗”如何可能?
(一)
今日“哲学的困境”是:我们已“解构”了古典哲学的“形上基础”。在西方就是:解构由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所建构的“宗教哲学信仰”。在东方的中国就是:解构了古典老子、庄子和孔子、孟子所建构的“自然形上的道德与伦理信念”,以及由印度古典哲学转化而成的“佛教冥想的实践哲学”。十九世纪五○年代在欧洲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后来快速的科技物质文明发展,正是造成古典东、西社会结构瓦解的根本原因。二十世纪的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科技物质文明,一方面又震惊于科技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众多不幸。科技助长了杀人武器的威力,二次的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大量屠杀事件,逐渐使人怀疑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由此也就产生了各种不同表现方式的“虚无主义”(Nihilism)。虽然虚无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精神运动,和对历史传统反叛的一种过度。但是,如果没有更深刻的哲学基础予以支持,则这种“虚无主义式”的反叛,也容易流于一种情绪的操作而已。
由于“虚无主义”既否定了自己以往所赖以生存的精神条件,又失去了古典的“宗教信仰”,便自然地不知何去何从,而感到人生的茫然无根。由是而产生的精神空虚状态,也就容易导致心理的焦虑不安,最后由于耐不住寂寞的侵扰,不得不借助于其它的物质成品或行动,对自己施以麻醉(例如:纵欲于色情场所、酗酒、吸毒……),甚至于颓废地走上自杀或杀人的毁灭道路。
无怪乎,当代德国的存在主义哲人雅士培(Karl Jaspers,一八八三~一九六九)在其《危机时代的哲学》一文中,指出当代人的心灵困境:“今天已有各种事实上的虚无主义,以无数的方式出现。人似乎已放弃所有的内在性,在他们看来似乎没有一件东西是有价值的,他们蹒跚地走过一个偶然世界,他们漠然地死,也漠然地杀人。……他们似乎生活在使人狂乱的世俗观念中,在盲目的各种狂热的主义中,被原始的、非理性的、狂暴但又很快消逝的情绪所驱使着。……大众教育把人们变成盲目而没有思想,在他们昏醉中做得出任何事情,直到最后他们死亡或杀人,把机械化战争中的大规模死亡当作是当然的事。”
由以上的观照中,不难看出今日哲学的困境,而当代影响世界的哲学思潮──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等,都是在二十世纪的“虚无主义”中,想重新确立人类的精神理想。
(二)
正由于二十世纪的人类心灵危机日益深重,所以也迫使当代的哲学,必须真实地面对这些活生生的心灵困境,以及提出可能消除精神危机的治疗方法。其中把当代“存在主义”(或“存有哲学”)结合“精神或心理分析学”而提出所谓“意义治疗”(Logotherapy)的维克托?傅朗克(Viktor E. Frankl),可以作为我们来探讨所谓“哲学的“意义治疗”如何可能”的一个实例。
其实我们从Frankl的生平中,就可以发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的纳粹党人,送进了“集中营”,后来他才发现他的父母、兄弟和妻子,不是死于集中营,就是丧命于煤气间,除了他的姊妹,可以说他全家都是死在集中营里,他拥有的一切都失掉了,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遭受到摧残,他亲身体验到:人在这种一切都丧失的情况下,还有活下去的意义吗?我为何不自杀呢?人生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正是这种求存在意义的意志(Will-to-Meaning),使得Frankl发现了他的“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换句话说,他的治疗理论,是建基在他自己丰富而深刻的经验上,所以更具“存有哲学”的当代意义。[注1]
(三)
Frankl在其《从集中营到存在主义》(From Death-Camp to Existentialism: 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把他自己活生生的精神危机展示给我们看。在这本书中,我们正看见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话题:存在即受苦,人的继续存在,即是在痛苦中找出存在的意义。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去告诉别人。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寻找它的意义(Meaning),同时都应该去承担他所选择的“意义”,并且为此承担责任。
法国当代的存在主义作家──卡缪(Albert Camus,一九一三~一九六○)在他的成名作《异乡人》(L′etranger)以及《西齐弗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中,也传达出现代人的存在之“荒谬”与“无意义”。他举古希腊神话人物:Sisyphe被天神罚他不停地推滚巨石上山,到达山顶时,巨石因着本身的重量,又滚回山脚。天神认为,没有比做徒劳而无望的工作更为可怕的刑罚。这个具有悲剧性的神话,使Camus联想到今日在自动化工厂工作一辈子的工人,似乎也在做着同样徒劳而无望的工作。他们的命运和Sisyphe的同样,是一种“荒谬”与“无意义”。
对Camus来说,精神的危机出现在我们发现“存在的无意义”,以及人生的根本“荒谬性”。可是人是需要给自己的存在找寻“意义”,这一点正是Camus与Frankl的“意义治疗法”可以互通之处。由这一点出发,使Camus从“虚无主义”走向“人道主义”。这种境况,正如当Sisyphe从山脚下把巨石推到山顶时,他明白自己所花的力气不会有什么意义可言,可是当他一旦明白这点之后,他所做的努力本身就产生某种的价值,因此也就有“意义”可言了。这就是Sisyphe的胜利。人奋斗一生,终究要一无所有地面对死亡,这一切似乎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不在乎!Sisyphe的存在意义,在于发现他自己于不停的战斗中,不是孤独的,正如同古希腊悲剧英雄Oedipus(伊迪帕斯王),一旦发现“杀父娶母”的真相,他的悲剧就开始了。在他失明而绝望的一刻,他知道唯一联系自己与世界的是一位女孩冰凉的手。于是他发表一个惊人的宣言:“虽然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但我的晚年与我的崇高灵魂,使我得到一个结论:“一切都很好!””[注2]
(四)
Frankl在诠释他的“意义治疗”时说,他的治疗法与前辈的“精神分析学”比较起来,较少看重患者的“回顾”(Retrsopective)和“内省”(Introspective);而是集中在“将来”(Future)。换句话说,集中在患者的“将来”,也就是指他将来要完成的工作和意义上。因为大多数的精神病患者,都企图逃避去明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与责任。因此,唤醒他们明了做为人生义务而被派定的工作,以及如何去完成这份工作,正是他们生活下去的意义。这种“意义”的提供,正可以克服患者的精神病。
所谓“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这个术语,正是由希腊字“Logos”而来的,这个字一般被翻译成中文的“道”字。例如:《新约圣经》中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Logos, and the Logos was with God, and the Logos was God.)这个“Logos”从字源上看,他是来自动词的“说话”(Speak),其最终的根源可能是“表出”或“放下”的意思,但又有“躺”和“躺下”二种意思。换句话说,“Logos”的这二种意思指出:找到适当的位置而安置自己,而且使自己停留在该处,作为栖息之所。[注3]
这个“Logos”在古希腊文的意思,又可列出三种意义:
1.说话者想把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的抉择告诉听者,这种“言说”(Word),就是“Logos”。
2.听者懂得说话者之“言”,而且,内心接受,并付诸实行。
3.超越了说话者与听者之上,还存在着一种客观真理,这真理的出现,介乎“说话者”与“听者”之关系中。[注4]
由以上的三种关于“Logos”的意义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术语,在早期古希腊哲学中的重要性。因为“Logos”这个词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本身的“言说”(Word),而是在“言说”之后,使“真理”(Truth)能被揭露出来。
由此,我们亦可看出Frankl的“Logotherapy”(意义治疗法)中的“Logos”就是指“Meaning”(意义)。换句话说,它集中在“人的存在意义”和“人对这存在意义的追寻”上。就所谓的“意义治疗法”来说,企图追寻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就是使“人”能生存下去的推动力。这也正是Frankl所提及的“求意义的意志”(the Will-to-Meaning),这与佛洛伊德(S.Freud,一八五六~一九三九)的“求肉体的意志”(the Will-to-Pleasure)的精神分析学不同,也同阿德勒(Alfred Adler,一八七○~一九三七)的“求能力的意志”(the will-to-power)的心理治疗不同。
Frankl一再强调他的“意义治疗法”中的“求意义的意志”(the Will-to-Meaning)是一种“事实”(Fact),而不是一种“信条”(Faith)。因为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也有遭遇到挫折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意义治疗法”称之为“存在的挫折”(Existential Frustration)。关于“存在的”(Existential)这个哲学术语有三种用法:
1.它涉及存在本身,那就是:明确地指出人的存在方式。
2.存在的意义。
3.致力于寻求个人存在的实际意义。换句话说,寻求“求意义的意志”(the Will-to-Meaning)。
由于“存在的挫折”会引起人的精神病痛。所以“意义治疗法”,是把它的任务看成为帮助患者,去寻求他的“生命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总之,“意义治疗法”在教导患者,揭露隐藏不明的“存在意义”(Logos)是什么?因为经验的事实提示我们:人的生命是赋有“意义”的。Frankl常喜引用尼采(F. W. Nietzche,一八四四~一九○○)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忍受“任何”。(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ow.)Frankl认为尼采的这句座右铭,对任何“心理治疗法”都可以适用。在纳粹德国的不人道“集中营”中,他亲身体验了这句话的真实境况:我们经过集中营囚禁后,还会活下去吗?因为如果不会继续活下去,挨了这许多痛苦便没有意义了。而困扰我们的问题是:“所有发生在我们四周的痛苦与死亡,是否有一种意义?因为如果没有意义,那么,终极看来,存在便没有意义。因为生命的意义是奠基在这样的偶然事件上……不论一个人是否看透……最后的结局,毕竟是存在的无意义……”[注5]
Frankl的“意义治疗法”,深知那本质上的“昙花一现的生命”(Life′s Transitoriness),并不是人生的存在性悲剧,而是人生存在的一种“事实”(Fact)。人通常只看见“昙花一现的生命”,而忽略了起因于他的行动、欢乐,或他的痛苦,从前他曾经据为己有的。因此,Frankl要说:“存在过的,就是一种最确实的存在。”(Having been is the surest kind of being)[注6]。
换句话说,一个积极着手解决人生问题的人,他好象从自己的日记上,撕下连续的一页,然后再细心地把它和以前的日记一并归档保存下来。他能带着欣赏的愉快心情,去回顾他曾记载于日记上的一切。这就是他人生的存在意义。这也是他必须接受的事实:即使我们一旦理解到自己正逐渐的衰老,那又有什么要紧呢?
三、禅学的“心灵疗养”如何可能?
(一)
要探讨“当代禅学的“心灵疗养”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时,我们也许可以从一本由当代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Erich Fromm)与当代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合着的书《禅与心理分析》(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中看出一些合作的可能性。[注7]
在进入我们主题的探讨之前,我们也许可以先引一段铃木大拙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教授Haston Smith之间的对话开始:
Smith :禅宗是怎么开始的?
铃 木:相传禅的开始,是在一次法会上,佛陀正在讲道时。他的一位弟子送了一枝花给他。佛陀接过这朵花时,一句话也没讲,只是拿着它示众。没有人知道佛陀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当佛陀环顾众人时,他注意到一位名叫迦叶(Maha-kawyapa)的尊者对他微笑。佛陀也微笑了。佛陀接着说:“我有一个宝贵的东西,托付给你。”禅便这么开始。
Smith :那么,在这微笑里,便包含了禅的一切胜境了吗?
铃 木:并不是微笑本身,而是佛陀的托付和迦叶尊者对佛陀的真正了解。如此一来,佛陀的心灵便和其弟子的心灵合而为一了。
Smith :依你看来,禅宗所用的是什么方法?
铃 木: 就拿挂在那儿的“大日如来像”来说吧!依我看来,“大日”所代表的,就是“佛性”。大日(Dainichi)或叫毗卢遮那(Nahavairocana),是“真言宗”(Shingon)所供奉的。(Dainichi Nyorai)纹风不动。他一点也不动。他只是静静地坐着,亘古的宁静。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佛”或“佛性”,存在于那永恒的实体里。而去接触或去成为这佛,这佛性,这大日……那便是禅所竭尽心思引导我们去做的,也就是我们必须去接触这佛性,这万佛之源。一旦我们到达这一点,我们便能理解“存在”的意义,人生的真相。
当禅宗提到“无明”(Ignorance)和“悟”(Enlightenment)的时候,“无明”指的是我们身心的造作,而“悟”代表的是“无明”之雾散尽以后的心境。要驱散那障眼的云雾,必须使用某种方法。禅宗所教的便是这种方法。
………………
Smith : 所以对禅的心领神会将为个人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
铃 木:不错,这正是我的看法。有些心理精神分析学家以为“自由”是自发的,只是去“做你所爱做的事。”这纯然是一个大错误,我们必须小心防范这种看法。
禅宗的特色是:纯喜、诚挚与自由。许多想研究禅宗的人,对自由有很大的误解。他们以为自由是纵情放任或不顾道德,但是真的自由,我愿说,是照着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看它们,是去体会万有的“本来面目”,那才是“自由”(或“大自在”)。[注8]
从这篇由Smith与铃木大拙的对话(节录)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禅学”的基本精神所在:照着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看它们,去体会万有的“本来面目”!
这个观点与中国古代的哲人庄子所谓的“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注9]相似。由此亦可印证在中国唐朝大盛的“禅宗”与“老庄哲学”有着不可分离的互相诠释性。这亦可说是印度“佛学”传到中国后的一大变革。
(二)
现在我们再回到主题:“禅学的“心灵疗养”如何可能?依据当代的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E. Fromm)的观点:“禅”是印度的“理性”与“抽象思考”跟中国人讲求实际性的精神相融合的结晶。“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则是西方“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晶,也是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对人心中的种种黑暗力量的追求与表现,这些黑暗的力量,已超出了“理性主义”的掌握;更根源的回归,则是回到古希腊的“哲学智能”,和古希伯来的犹太人的“宗教伦理”生活。
“心理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学。“禅”则提供“心灵疗养”的拯救之道。两者所探讨的都是人的“本性”(或“本来面目”),以及如何使人能恢复正常的实践方法。但“心理分析”是一种“科学方法”,必须通过临床的实验与归纳;“禅”则是一种到达“开悟”的观照,这正是一种内在心灵的“体验”。但在西方人看来,“禅”就具有充分的“神秘性”。
而在东方人(例如:铃木大拙)看来,“禅”就其本质而言,是看入自己“本性”(本来面目)的艺术,它对“心灵疗养”的启示,在于把人从“心灵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说,“禅”把储存在我们体内的“能量”,做了适当而自然的解放。这些“心灵的能量”在世俗的环境中,常是被压抑或被扭曲的,我们时常找不到适当的管道来发泄。因此,“禅”的启示在于使我们免于“心灵的狂乱”或“心灵的扭伤”。这就是所谓的“自在”,就是要把我们内在“创造性能量”成为一种有益的冲动展示出来。
我们都知道“心理分析”所关心的,是何以某些人会导致“精神分裂”或“发疯”。又何以大部分的人没有“发疯”呢?因为在现代大都会里生活的人,我们几乎时常都陷入一种心灵的孤寂,或疏离与无能的情境。这些心灵的扭伤,已经几乎把我们的心灵压碎了。但为什么我们并没有导致精神分裂呢?
依据佛洛姆的精神分析观点看来,是我们大部分的现代人都找到了一些“补偿的方法”来避开这种“精神分裂”的危机。例如:使人精神疲惫的上班公式化生活。电影、电视或传播媒体为我们制造出来的偶像、明星,使我们能依赖这些幻想中的偶像,来补偿我们生活上的失意……所有这些补偿作用,都可以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致于导向“精神分裂”(或“发疯”)。但这些“补偿方法”,只不过是暂时避免了“发疯”。可是我们都已造成了潜在的“精神分裂症”。因此,为了真正能克服大多数现代人的这种潜在性“精神分裂症”,“禅”正可以提供我们对治现代工商业都会生活中所造成的精神危机,而做出具有建设性的响应,而这个最高的响应形式,正是禅宗所谓的心灵“开悟”!
(三)
“禅学”与“心理分析学”为什么能达到“心灵疗养”的成效呢?因为,“禅学的方法”是把心理有问题的学生逼入死角,使学生无法在智性的思考中寻求庇护。“心理分析家”也做类似的事,他们必须避免用种种的解释来安慰精神病患者,因为这只能阻止精神病患从“思考”跃入“体验”。他要把合理化的借口一个一个地移除,把拐杖一个一个地撤走,使得精神病患无从逃避,使他突破充满心中的种种幻象,而体验到“真实”。换句话说,就是在使精神病患者把以前未曾意识到的某些事情,现在变得能清楚地意识到。
这个程序常会导致精神病患者产生极度的“焦虑”,若没有精神分析师在一旁给予“信念”,有时甚至会阻止精神病患者的突破。但这种“信念”的给与,只是由于精神分析师“在那里”,而不是由于他的“言说”,因为过多的“言说”有时会阻止患者去“体验”,因为只有亲身的“体验”,才能使精神病患者获得比较好的治疗。这种方法,非常类似禅师们用的“公案”。例如:
临济禅师在一次法会上,对大众说:“你们的肉团(身体)里,隐着一位无位真人,经常从你们的前面的门出入,还没有体验到的人,不妨试着找看看?”
有一位僧人出来问:“什么是无位真人?”
临济禅师立刻跳下禅床来,一手抓住那个僧人说:“你说,你说!”
僧人正要开口,临济禅师却一把推开说:“无位真人是什干屎橛!”
说完后,便回到自己的禅房去。[注10]
从这个“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禅师为了帮助心里有问题的学生,能够充分的去做自己,或真正的认清自己的“本性”(本来面目),不得不采用“公案”的方法。把学生逼入智性的死角,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悟”出来。禅师的这种否定与剥夺作用,并不是一种虚无性的否定。例如:当弟子请求禅师“安心”时,禅师说“把心拿来给我安!”或问弟子:“什么是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你死了以后,烧成灰,散尽了,你在哪里?”……等等。禅师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心里有问题的弟子能去领会那不能用“理性”去诠释的东西,也就是说,去领会那超乎“智性”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结构。为了打破这主、客二元对立的结构,禅师应用“公案”,乃是要产生二种功效:
1.是要穿透到内心的深处,唤醒那个自我意识中,对自己“本性”(本来面目)的观照。
2.是希望把这个唤醒的“自我意识”,导向适当的位置。
总之,“禅宗”的“心灵疗养”是要逼使整个自我(不管是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去成为那个主、客二元对立结构的彻底冲突,或是说去成为“大疑团”。这个“大疑”或“大疑团”也就是在“自我意识”中的自我之全然而内在的根本困境。所谓的“公案”、“坐禅”、“摄心”或“参禅”……等方法,无非是要将那个“自我”激起,使它不仅是忍受主、客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为那活生生的冲突与矛盾本身。如此,才可能“大死一番”,而又同时能“大生”或“大悟一番”。[注11]
四、结论
“禅学”与“哲学”的心灵疗养,可以说是针对我们这个容易使人陷入“心灵危机”的工商业科技时代,提供一种“心灵疗养”的认知态度。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另一个人的“心灵陷落”。然而,我们又必须尽一切努力给予帮助,以使那位陷入“心灵危机”的患者,能救他自己。
“东方的禅学”与“西方当代的存有哲学”,都是从这个认知的“界限”出发。因为任何的所谓“心灵疗养”,如果不知道这个“界限”,认为自己可以“救”别人的灵魂,则其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也可以说其本身尚未驱除“自大”与“野心”,也无法明了所谓禅学与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什么?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禅师们求“道”的例子,来说明并揭示这种““人性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的问题:
有一天,赵州禅师向南泉禅师请学,赵州禅师说:“什么是道?”
南泉禅师说:“平常心是道!”
赵州接着问:“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求得?”
南泉说:“当你有求的念头时,便有所偏差了。”
赵州禅师又问:“如果封闭一切心念,又如何能见道呢?”
南泉禅师说:“道是在于知或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呆子!”[注12]
由这段禅师们的对话上看来,我们便不难认清所谓“禅学”的态度是如何了。因为,我们所谓的“知”,都只是一种“知识”的“知”,这些“知”都在所谓“知识”的层次。在我们的“知识”之上,有一种“觉知”,它是超越“知识”的,这种“觉知”就是所谓的“开悟”!
道悟禅师问石头禅师:“什么是佛法大意?”
石头禅师答曰:“无得无知。”
道悟禅师又问:“向上有回转的地方吗?”
石头禅师答:“长空不碍白云飞!”[注13]
【注释】
[注1] 参见中译本《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佛兰克尔原著,谭振球中译(光启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月七版)。
[注2] 参见Albert Camus的Le Mythe de Sisyphe,中译《西齐弗神话》,卡谬着,傅佩荣中译(先知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初版)。
[注3] 参见《庄子与古希腊哲学》,邬昆如译着,国立编译馆出版(台湾: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五月初版)。
[注4] 同 [注3] 。
[注5] 参见Viktor E.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From Death-Camp to Existenticalism
[注6] 同 [注5] 。
[注7] 《禅与心理分析》一书,已由孟祥森中译,志文出版印行,本节的引文据此译本为根据,并略加修改。
[注8] 这篇〈铃木大拙博士访问记〉收录在《禅与心理分析》一书中,由林克明译。
[注9] 见《庄子?应帝王篇》。
[注10] 参见《景德传灯录》卷三或《五灯会元》卷三。
[注11] 参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Richard de Martino的〈人类处境与禅〉一文,收录在《禅与心理分析》一书中。
[注12] 原文参见《景德传灯录》或《五灯会元》。
[注13] 同 [注12] 。(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编辑: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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