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弘一法师,浙江平湖人,1918年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出家后旋住江浙一带寺院,在温州居住将近十年,埋头阅藏和研习律部,及闭关著述等。1928年到厦门,从此与闽南结下不解之解,渡过了他的晚年。随缘居住的有厦门、漳州、南安、晋江、永春、惠安等寺岩。法师与厦门、泉州特别有缘,更多的时间住在厦门南普陀寺、万石岩寺、妙释寺等,和泉州百源庵、承天寺、开元寺等。弘律、讲经、著述。今将法师在闽南的事迹,略作介绍

　　二

　　弘一法师第一次来闽南是1928年11月,他起初是由浙江温州坐船至上海,然后到厦门。据他自己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时说;“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从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泰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晚晴老人讲演录》第16页)

　　当时南普陀寺办有闽南佛学院,学僧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错,弘一法师很赞美他们。但是闽南佛学院刚刚开办不久,没有教学经验,课程门类按排很多,学僧负担很重、学习成绩不显著。弘一法师就提出一些教学改进的意见。建议把英语和算术等课删掉,佛学课却不可删,而且还得增加,把腾出来的时间来教佛学。当时搞教务工作的芝峰法师等人都很赞成,照弘一法师的建议做了改进。从此以后,学生的成绩都有显著的提高.

　　弘一法师第二次来闽南是1929年10月,这次在厦门的目的,主要是帮助闽南佛学院整顿僧伽教育。他说:“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同上)为此弘一法师就特别注意思想教育工作,曾为闽南佛学院撰《悲智》训语,并手书赠送学僧。他在训语中说:

　　已巳十月,重游思明,书奉闽南佛学院同学诸仁者。《“悲智”颂。》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犹如莲华,不着于水,断诸分别,舍诸执着。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我与仁等,多生同行。今得聚会,生大欢喜。不揆肤受,辄述所见。倘契幽怀,愿垂玄察。(《弘一大师年谱》第107页)

　　同时弘一法师又为太虚大师所作《三宝歌》谱曲,深受师生们欢迎。法师在闽南佛学院时,处处以身作则,提倡戒定慧三无漏学。故每逢朔望必为学院中师生诵戒布萨,同时他的生活规律,白天讲述经律和研究外,晚上就息灯坐禅念佛。从不点灯,以免伤害螟虫。故他依律修持,深受师生的崇敬。

　　弘一法师第三次来闽南是1932年10月,由性愿老法师的邀请来讲律,住在万寿岩和妙释寺。1933年正月二十一日开始在妙释寺讲律。妙释寺在中山公园内,交通方便,是宣传佛法的好地方,他在妙释寺开讲《四分律含注戒本》时,曾述其弘律的本愿与经过说:“余出家受戒之时,未能如法,准以律仪,实未得戒,本不能弘扬比丘戒律。但昔时既虚承受戒之名,其后又随力修学,粗知大意,愿以一隙之明,与诸师互相研习,甚愿得有精进律仪之五比丘出现,能令正法住于世间,则余之宏律责任即竟。故余于讲律时,不欲集多众,但愿得数人发宏律之愿,肩荷南山之道统,以此为毕业之事业者,余将尽其棉力,誓舍身命而启导之。……此次在本寺讲律,实可谓余宏律之第一步,余业重福轻,断不敢再希望大规模之事业,惟冀诸师奋力兴起,肩荷南山一宗,广传世间,高树法幢,此则余所祝祷者矣。”(《弘一法师》第24页)

　　当时跟随弘一法师学律的许多学僧,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的称赞着,有一天已是黄昏的时候,弘一法师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明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弘一法师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他在万寿岩给性愿老法师写信说:“此次讲《羯磨》约至四月八日圆满。与末学偕来寄居寺中者共十一人,皆一律过午不食,甚可赞叹。妙慧、广义诸师亦在内。”(《弘一法师书信》第34页)可见他弘律本愿之深。

　　三

　　1925年至1937年,会泉法师,常醒法师和太虚法师等先后主持闽南佛学院。当时四方衲子来闽求学者,前后有数百人,学风之盛,为全国佛学院之冠,但到后期学风稍微有所松驰,为此院长常醒法师邀请弘一法师来整顿僧教育。

　　1934年2月,弘一法师观察了闽南佛学院,认为整顿机缘尚未成熟,乃主张另办学院,重起炉灶、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建议创办佛教养正院,亲自草拟章程和书写院额。当时瑞今法师和广洽法师正在南普陀后山的兜率陀院,学习戒律。他就请常醒法师聘请瑞今法师为养正院教务主任,广洽法师为养正院监学,高文显教授为佛教养正院讲师。他当时给瑞今法师写信说:“弘一提倡办小学之意,决非为养成法师之人材,例如天资聪颖。辩才无碍,文理精通,书法工秀等。如是等决非弘一所希望于小学学僧者,(或谓小学办法:第一须求文理通顺,与弘一之意不同)。弘一提倡之本意,并注重读诵等,此乃是养成法师之意,在使学者深信佛菩萨之灵感,深信善恶报应因果之理,深知如何出家,及出家以后应作何事,以造成品行端方,知见纯正之学僧。至于文理等在其次也。儒家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亦此意也。谨书拙见,以备采择。”(《弘一法师书信》第373页弘一法师在佛教养正院时,自己担任训育课程,并且每星期为学僧讲课一小时,勉励学僧应该深信因果、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并鼓励学僧精读《高僧传》、《嘉言录》、《格言联璧》等。他曾经在养正院说:“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不容易啊!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称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动,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南闽十年之梦影)

　　弘一法师在讲学时,不但重视教理的研究,而且更重视戒行的修持,可谓学行兼顾,事理圆融,造就了不少佛教僧材。

　　四

　　1937年5月22日,厦门市在中山公园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请弘一法师撰写运动大会会歌。为了鼓舞厦门体育健儿精神,弘一法师欣然许允,为体育健儿谱写了一曲庄严慷慨,催人奋起赴敌的战歌,其歌词是: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猖狂!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弘一法师》第60页)

　　1937年“七七泸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厦门的形势变得非常紧张。当时弘一法师从青岛湛山寺讲律回到厦门,住在太平岩。日机对厦门狂轰滥炸,大有进犯鹭岛之势。战火就在目前,很多人都劝他离岛稍避烽火,他却坚决不肯,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又题写自己的卧室曰:“殉教堂。”他给夏丏尊居士的信说:“厦门近日情况,仁者当已知之。他方有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已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护法,共其存亡。”(《弘一法师书信》167页)

　　他在厦门给蔡冠洛的信中说:“时事未平静前,仍居厦门,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同上)表现了他爱国精神不惧侵略凶焰,准备随时殉国殉教的决心。

　　抗战时期,他对晋江庄荣标居士说:“我们佛教徒,同属国民一份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乃国民天职。然而佛教徒应以慈悲为本,而修持戒律,首重戒杀。但护国卫民固应尽责,而奉教信仰亦未更有所违背。正因如此,作为佛教徒,理合组织佛教救护队,担任救护工作,庶卫国奉教,两得其宜。”(《弘一法师在惠安》第89—90页)在法师的建议下晋江县成立了“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队部设在准提禅林,挑选会中较健壮的僧众教徒,集合编训。由释瑞超法师为队长,蒋文泽居士为副队长。聘请医师、教练进行演习各种救护技术,进行救护工作。

　　1942年弘一法师移锡晋江,住福林寺,那年九月二十日是他六十二岁的寿辰,各方寄来许多祝寿诗词。其中有柳亚子先生的二首诗,诗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济世心无岐。”“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仗,打杀卖国贼。”当时跟随弘一法师学律的传贯师,送给他一束西洋种的红色菊花。弘一法师就以此为题作《红菊花偈并跋》回赠柳亚子。诗偈云:“辛已初冬,积阴凝寒,贯师赠余红菊花一枝,为说此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同年冬天,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打念佛七时,书写横幅:“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分赠僧众,勉励僧众宣传抗日救国,保卫祖国。同时还常以正楷写佛号经偈,广结法缘,以此书写佛经,弘扬佛法,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故他足迹所至之处,均有他的墨宝。在泉州有他著名的匾额“过化亭”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为泉州留下珍贵的书法珍品。

　　五

　　1930年正月,由于性愿法师的邀请,弘一法师在泉州承天寺帮助性愿法师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他曾说:“研究社成立不久,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当时弘一法师在那里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空闲,就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还留在那里。

　　1933年5月,弘一法师应泉州开元寺转物和尚的邀请,为诸同学讲律,并专工圈点南山钞记,圈毕自记研习南山律部。

　　1935年,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他对明末宝华山见月律师非常崇拜,曾在厦门南普陀寺披诵《一梦漫言》时,“欢喜踊跃,叹为稀有。执卷环读,殆忘饮食,感发甚深,含泪流涕者数十次。”为什么呢?他说:“然末世善知识多无刚骨,同流合污,犹谓权巧方便,慈悲顺俗,以自文饰。此书所述师之言行,正是对症良药也。儒者云:‘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余于师亦云然。九月五日编录《年谱摭要》讫,复校阅《一梦漫言》增订标注,并记。九月十三日写《随讲别录》二纸竟。卧床追忆见月老人遗事,并发愿于明年往宝华山礼塔,泪落不止,痛法门之陵夷也。”(《一梦漫言·题记》)

　　同年11月应泉州承天寺邀请,于戒期中为新戒讲《律学要略》。他说:“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绝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以为中国僧众很多,大有达到几百万之概;据实而论,这几百万中要找出一个真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如此怎样能受沙弥比丘戒呢?既没有能授戒的人,如何会得戒呢?我想诸位听到这话,心中一定十分扫兴,或以为既不得戒,我们白吃辛苦,不如早些回去好,何必在此辛辛苦苦做这种极无意味的事情呢?但如此怀疑是大不对的。我对诸位应好好地镇静地在此受沙弥、比丘戒才是!虽不得戒,亦能种植善根,兼学种种威仪,岂不是好?又若想将来学律,必先挂名受沙弥比丘戒,否则以白衣学律,必受他人讥评。所以你们在这里发心受沙弥比丘戒是很好的!……诸位中若有人真欲绍隆僧种,必须求得沙弥比丘戒者,亦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即是如藕益大师礼占察忏仪,求得清净轮相,即可得沙弥比丘戒。‘末世欲得净戒,舍此占察轮相之法,更无别途。因为得清净轮相之后,即可自誓总受菩萨戒,而沙弥比丘戒,皆包括在内,以后即可称为菩萨比丘。礼占察忏得清净轮相,虽是极不容易的事,倘诸位中有真发大心者,亦可奋力进行。这是我最希望你们的。”(《晚睛老人讲演录》)第10—11页)

　　1938年元旦,弘一法师在晋江草庵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继至泉州承天寺、梅石寺院、开元寺、清尘堂,及漳州,惠安等地讲经。在泉州他给王正帮居士写信说:“近已返泉州,居承天寺。今年在各地弘法甚忙,法缘殊盛。(在安海演讲,听众近七百人。近返泉州,军官来谈者甚多。)但自惭道德学问皆无成就,勉力支持,至用汗颜耳。……(《弘一法师书信》第270页)

　　1942年2月,弘一法师应惠安县县长石有纪的邀请,赴灵瑞山讲经。当时弘一法师即约法三章:“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不送不请斋为约。在山讲经一月后,即往泉州百源寺,旋居温陵养老院。那年郭沫若先生写信,请求法书,弘一法师为写寒山诗:“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伦比,教我如何说。”赠给郭沫若先生。七月在开元寺讲《八大人觉经》。九月初一日写:悲欣交集。四字交给妙莲法师,九月初四日,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睛室,享年六十三岁。

　　六

　　综观弘一大师在闽南的十余年中,始终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阐教宏律,一心念佛,培养了一大批僧材。如现在居于海外弘法的瑞今法师、广洽法师、广净法师、广余法师、广义法师等,和国内的圆拙法师、妙莲法师、传声法师、梦参法师等,都是他的学生,为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给后人留下永恒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