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躯显然是那样的柔弱,但他的意志却格外的坚毅;

　　他的生平已然是如此的坎坷,但他的心态又特别的淡泊。

　　老人家在历经近一个世纪娑婆世间的人生辉煌与坎坷,平静地离开了他牵挂终生的有情众生,安详地告别了他感恩不尽的依止器界,于壬辰年年终岁末,即葵丑月己亥日,离是年除夕仅一星期的时机,舍报西归。历史将会记住这个日子,二零一三年二月二日凌晨四时五十分,一位汉藏教理院的高材生,一位当年最为年轻的僧才,一位用其生命的全部热忱和睿智矗立的人天导师,在精进修学、慈悲济世、谆谆教诲众生九十余年之后,终于为自己的慧命划下了铿锵坚毅的惊叹号。他的一生,实践了佛陀慈悲喜舍的无量之愿。其柔弱的身躯,激荡着浑厚的海潮音;其浓郁的川音,回响着雄壮的狮子吼。

　　一

　　早期熏陶是信仰教育的最佳时期,恰恰惟贤长老作为佛门龙象的基础,亦深深建筑于其早年的家庭佛化生活环境、青少年时代良师益友的殊胜教育氛围之上,这是他老人家的法缘,也是受其教诲而悟入正知正见的广大檀越的福报。一般而言,国人对于信仰问题都比较淡漠,自小接受信仰熏导的机会较为难得。但作为众生的人生观、信仰观念等,确实是由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教育环境所塑造的;没有良好的信仰环境、缺乏正确的人生引导,是很难成就教界龙象的。须知,带有一定先验性并需长期熏染的信仰情怀,并非能够随意赋予;而宗教及传统文化的底蕴也决非以任何外在的形式所能给予。世上真正严肃考量人生价值取向,追索终极精神慰藉的本不普遍,就如惯于哲学思考、追根寻源者毕竟只是很少部分人群的偏爱一样。而造就历史上诸多高僧大德的人生历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天赋的、先验的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关注、对终极精神慰藉的关怀。多数最终成为一代宗教领袖或纯粹的出家僧,其童年至青少年时期的长期信仰熏陶,特别是生活学习环境的信仰化熏染、宗教学识造诣的体系化培养,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回顾惟贤长老精进修学、勤奋钻研,于佛学研究及佛法弘传上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其童年及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信仰熏陶,及所受的良好教育,可谓是不可或缺、无比殊胜的基础。

　　惟贤长老一九二零年农历五月廿一日,诞生于四川蓬溪县文井镇新林黑堡堰村一个佛化的家庭,俗名邱兆洪。其祖父、父亲均为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位巴蜀之子自幼对佛教信仰耳熏目染,其弟兄五个,长老最为年幼,其中三个出家修学,可见其家庭的信仰氛围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惟贤长老影响之深刻。由于幼丧恃怙,年仅两岁的他就相继失去了母亲和父亲,幼年的邱兆洪是在四姐邱兆莲的悉心抚养下成年的。当其六岁之际,就被四姐送到了学堂读私塾发蒙,三年的启蒙教育,不仅使天智聪慧的少年邱兆洪从识字句读到《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烂熟于胸,也使他从熟读的传统儒学经典《四书》、《五经》中,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为他以后融贯八宗、学贯中印的学术理路奠定了基础。就在当年唯识学高祖、民族脊梁玄奘大师发出“远绍如来,近光大法”之誓愿的同龄之际,惟贤长老也以十二岁的少年身份,毅然告别对他有着舔犊之情的四姐,在蓬溪县白塔寺依止定光法师出家,度入佛门。其实,当时的惟贤法师由于深得定光师呵护,特意安排他于出家后仍天天背着书包念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幼小的他已经写出了《小沙弥的新年》一文,载于当时的蓬溪县报上,可谓是这位日后的学问僧最初的发表文稿。

　　特别有缘的是,出家一年后,为躲避战乱而返回乡里的欧阳竟无先生入室弟子王恩洋先生在家乡南充集凤创办的“龟山书院”,欣然接受了少年惟贤。十三岁至十五岁在“龟山书院”学习的经历,少年惟贤备受王恩洋先生的耳提面命,完成了决定其一生品行风范的人格教育,在“如何做人,如何完成做人的品格”方面,被深深镌刻上了传统优秀文化的风骨;不仅如此,书院就读期间,系统学习儒学、文学、法相唯识基础知识的经历,用功背下的三百多篇古文,亦奠定了这位日后学问僧的深厚儒学基础和部分佛学基础。也许,这是一种宿命,也许这是上苍对中华大地缁素善信的垂顾,总之,惟贤长老最终以“唯识泰斗”的英名而垂范华夏教界,则不能不追溯到老人家青年时代不可思议的学习经历,促使他与玄奘大师在中国创立的法相唯识学慈恩学派结下了深厚的因缘,终身未改其旨。他在晚年谈到这段历史,曾经十分感慨地说过:“我在龟山读书到十五岁,这几年奠定了我文学,佛学,历史学的基础。在汉藏教理院六年,由这个预科到专修科,范围就广大了。那就是奠定了各宗派的,主要是唯识学,太虚大师讲唯识学,这个就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这个,长期以来作为我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在解放初期,大风浪中是都没有变,一直坚持带现在”。这是惟贤长老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在重庆合川接受“凤凰网华人佛教”记者专访时所流露的心声。

　　在汉藏教理院进入鼎盛时期的一九三六年,十六岁的惟贤法师考入汉藏教理院,成为汉院最年轻的一名学生。民国时代最著名的高僧、一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一生最为重要的事业是创办或主持了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特别是汉藏教理院。汉藏教理院位于重庆市北碚缙云山,是一所融汇汉藏两系佛教之精华,集中汉藏佛教界精英人才、致力于汉藏民族间的交流了解、汉藏佛教间的砥砺融汇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新式佛教院校。一九三二年八月创办至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成立,终止办学、人员遣散为止,整整十八年间,汉藏教理院成为民国时期影响深远的佛教院校,也是中国西南地区致力于佛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其中,在现代佛教史上贡献卓著的法尊法师等都曾经在此院校做过导师,主持教务,善于《俱舍论》的法舫法师、专于般若空宗的印顺导师、精于律学的尘空法师、长于因明唯识的雪松法师、擅于禅学的本光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等都曾先后加入教理院的师资队伍,他们为法献身的信仰情怀与深厚的佛学修养,深深浸染了佛门后生的心田。在抗战期间,喜饶嘉措、郭沫若、老舍、向达、谢冰心、马寅初等宗教界和文化界、学术界名家也纷纷光临该院讲学,他们的真知灼见、广阔视野,滴滴浇灌了莘莘学子的成长。惟贤法师考入教理院后,在诸大师的熏陶下,其幼年播下的学佛修道之种,在充分养料的滋润下,于教理院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在汉藏教理院,他由普通班升至专修班,循序渐进地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少年惟贤已经在教理院练就了学识精深,才华横溢,诗文并茂的学问僧之雏形。他在教理院也学会了藏语、英语,并频频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发表涉足唯识学、因明学领域的诸多论文,深得太虚大师、法尊法师的喜爱和器重。教理院众多大师中,少年惟贤特别敬仰太虚大师,赞叹他复兴佛教之宏愿、八宗齐弘之胸襟、广博无涯之学识、弘法度生之精神。晚年他怀念太虚大师时,还深情地谈到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的重要贡献:“他能适应时代嘛,他讲三种革命:教理革命、教职革命、教产革命,佛教的三种革命。教理革命是什么呢?就叫人生佛教,这个名字叫革命,实际上是释迦牟尼本化。佛教本身就叫啥子?就叫人生佛教嘛。人要做人,要有道德,普全道德化。人生佛教就是这么个事情。教理革命,人生佛教。教职革命就是取消丛林的法源制,子孙制,改成选贤制。教产革命就是把私人的产化为集体所有,佛教集体所有。那么像这一种思想,到今天都还适用”。对太虚大师佛学思想和人生佛教理念的高度认同,对各位授课导师的敬仰,以及求知若渴的天赋,使惟贤长老在汉藏教理院六年的学生生涯,以每逢考试必得第一的优异成绩,奠定了自己日后成就的基础,也坚固和充实了自己出家修学、誓做法脉承继者的信念。一九三八年,法尊法师为少年惟贤授予沙弥戒,三年后的一九四一年,惟贤长老完成学业,由其因明学导师雪松法师在四川开县大觉寺授具足戒。如此的学修并重、天智聪慧、信仰宿就的佛门后生,无怪乎对他言传身教的太虚大师情不自禁地赞曰:“汉院学生,尔最聪慧”;确实,走出汉藏教理院的惟贤长老并未辜负导师们所寄予的厚望。

　　二

　　二零一三年春节前两天的山城,笼罩在一片雾蒙之中,淅淅小雨更积聚了空气中的凝重深沉气氛,似乎上苍也为人间失去一个纯粹的老衲,世上堙没了一位高德罗汉而悄然泪下。惟贤长老的追思法会于二月八日的上午在涂山寺举行。涂山寺的法堂前,聚集了各界人士及高僧大德、信众等近千人,他们都是冒雨前来为惟贤长老送行,向这位驻世近一个世纪的长者、耆宿表达真切缅怀、追思之情者。我抬头望着惟贤长老亲题的“法堂”匾额。回想着老人家自二十一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后所走过的七十二年的弘法、修学生涯,心绪久久起伏跌宕……

　　年仅二十一岁的他,怀着复兴中国佛教、弘传佛陀本怀、普及佛法义理、领众薰修正法的宏愿,从汉藏教理院毕业。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中国僧团中一位在西南地区颇有影响的学问僧。他随自己在教理院的导师雪松法师,在四川开县创办了大觉佛学院,先后任教授、教务主任、副院长等职。同时创办并主编了《大雄》月刊。青年时期的他,在教学中精益求精,对学问孜孜以求,对众生关怀有加。特别是在其教学之余,勤于笔耕,写就了由其教学研究心得的结晶所凝结的诸多早期著述,至今尚存于世的有《心经讲录》、《唯识纲要》、《因明纲要》、《淡泊诗集》、《大觉诗稿》、《中国佛教青年之前途》等,还有刊于全国佛教报刊杂志上的若干佛教学术论文。

　　这一切成就,与其依止师雪松法师密切有关。雪松法师曾是镇江超岸寺住持,其师父蕙庭老和尚又系守培法师法子。由于法脉的渊源,雪松法师特别重视唯识学,且与王恩洋先生熟识,惟贤长老少年时代即蒙王恩洋居士主办的龟山书院熏陶,后又受依止师的栽培,因此,在其唯识学上,可谓师承了两位大家的传统,并在汉藏教理院受太虚大师的熏陶,接受了太虚大师的治学风范,可谓是融诸家之精华于一炉。

　　经过数年的学习和磨练,惟贤长老作为一个比丘僧走向了成熟。青年时代的惟贤法师在诸大师的培养下,成为了一个真正能担荷如来家业的学问僧。他的佛学研究成果丰硕,在川渝佛教界颇具影响,其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人品风范也深受僧俗两界的尊重。一九四八年,重庆罗汉寺邀请他到教理讲学班任教,同时还聘任他为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长老弘法利生的舞台更为广阔,中国佛教界也在民国后期,又冉冉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

　　佛教是宗教,作为修学者,必需以自身的践行亲证佛陀教诲;佛学是义理,作为学佛者,必须以虔敬的学研体悟佛陀旨趣。因为,佛陀及历代宗师们睿智所积累的是佛教思想义理的深厚底蕴,其对佛陀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系统梳理,具有强烈的哲学色彩,对于学佛者深刻全面把握佛陀的深邃思想脉络,理解佛陀博大的济世情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佛教信徒或疏于培养和引导,或昧于狭隘与短视,对佛教义理轻慢与不屑的现象,绝非个别。纵观历史,遍观现实,四众弟子中不乏或佛学义理素养缺失、或信仰情怀缺位、或修学目标偏颇者,众多的善男信女对于佛教的信仰停留在追求现世的、当下的利益诉求上,信仰格调上的世俗、粗陋甚至于庸俗,乃是普遍的通病。为此,近代以来,从太虚大师到应慈、兴慈、法尊、观空、正果、谛闲、印顺等等僧界人天导师,从杨仁山居士到欧阳竟无居士,及其高徒吕澂、王恩洋居士及梁漱溟居士等佛学大家,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佛教所存在的这一弊端。鉴于刷新信仰之风的宏愿,惟贤长老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将老一辈学问僧和佛学大家孜孜以求于中国佛学义理传播和佛学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予以了继承和发扬,为此,从事佛学教育,普及佛学知识,传播佛陀思想、精研八宗佛学,始终是惟贤长老一生坚持不懈的愿力和职责。

　　当一九八零年,中国大地政治的春天来临之际,惟贤长老终于回归社会。多少好友劝说这位年过六旬的长者就地安置,安享晚年清闲生活;多少亲人祈请这位劫后余生的老人离开佛门,回归故里安顿余生。但是,回荡子在其心头的是弘法心愿未了的紧迫,续佛慧命之志尚待努力的鞭策。八零年后的三十二年中,除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因年老体衰为疾病所缠之外,他始终在勤奋办学、讲经、著述中度过其宝贵的时光。惟贤长老的弘法足迹遍及日本、泰国、尼泊尔、新加坡、韩国和美国,身影频繁出现于各种佛教学术和文化交流研讨会的现场;柔弱但坚毅的川音妙法之声,振聋发聩于从巴蜀山川到深沪等繁华城市之间。其常讲常新的经典即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楞严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大般若经》、《法华经》、《十善业道经》、《普贤行愿品》、《华严经》等卷帙不等的佛教重要著作。而在以重庆佛学院为重心的各学院中,惟贤长老更是留下了他一生研究唯识学的弥足珍贵的学术资料。当我们抚摸着长老所出版的《惟贤法师诗文集》、《般若与人生》、《法华经说什么》、《唯识札记》、《华严要义》、《法华要义》、《大般若经要义》、《楞严大义》、《普贤行愿品讲要》等著作之际,不仅心潮为之激荡,这些著作,是长老年过六旬之后,于繁忙的教学、弘法、社会慈善、学术交流和出访活动间,用心血所凝成的法宝,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么深切的愿力呢!

　　三

　　一般见诸于世的惟贤法师的生平介绍,似乎老和尚是突然从一九八零年冒出人间的法师。确实,这位汉藏教理院的高材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担任重庆佛教协会筹备工作组秘书长期间,就突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有些资料则说到,一九五四年惟贤长老蒙冤入狱,先后在重庆、泸州、南溪等监狱,度过了近廿七年的漫长岁月。其实,直到如今,我们都无从了解当年惟贤长老蒙冤的具体情况。因为资料的不足,加之长老本身对此的释怀,很少谈及,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正如一九五五年清定上师入狱二十年,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年初才释放,以及至今在信徒中影响力颇巨的智敏上人的蒙冤入狱等情况相类似,佛教界的英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蒙冤获罪的经历,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直到如今尚是令人既扼腕叹息,又静默不语而不愿触及的佛教信徒的心灵之痛,甚至于诸多弟子连他们的恩师是因何缘由而获罪,也不甚了了。

　　虽然,我们今日说起此事,也许能如诸善上人一样,对过去的历史付之一笑,淡漠处之;然而,惟贤法师从风华正茂的三十四岁入狱,到花甲六十出狱,漫长的廿六年零十个月的日日夜夜,究竟又是如何度过每分每秒的呢?生平介绍中以一句“法师靠的是患难中的真情和坚定不移的信仰撑过劫难”,概括了惟贤长老漫长的铁窗生涯。如今的佛教信徒,其实并不应回避、甚至忘记大德们曾经有过的坎坷经历,这并非为了追究责任方,悲剧本身具有时代性,是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之所以要记忆,乃是为了汲取信仰和修行的道粮。从惟贤、清定、智敏等诸上善人的坎坷经历及其他们面对磨难的态度、行持中,深切地、具体地体会“境随心转”的真谛:只要众生牵挂在胸,愿力充盈于心,一切器界、所有环境都能作为自身修学、度生弘法的平台。诸上善人艰难的人生、无尽的坎坷,铸就的是信仰的纯洁和坚定,感悟的是佛法的精髓和博大、勘破的是人生的虚幻和变幻,体悟的是苦迫的现实和普遍,拓宽的是心胸的慈悲和无执。能如此想者,方为佛徒,能如此行者,方可彰显宗教信仰的力量和精神支柱的魅力。惟贤法师及诸善上人以自己坎坷人生,向世人开示着“世上大路小径多少条,导归佛门为正途”的真理。

　　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是,狱中的惟贤长老,一以贯之保持了他旺盛的求知欲望,利用一切可能,系统学习了中外哲学、医学、历史学等世间学问,并研读了诸多当时在监狱中所能阅读到的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哲学书籍,丰富了他自身的哲学视野;但他毕竟是一个佛教徒,恩师太虚大师对汉藏教理院学生的“淡宁明敏”的院训,始终深埋于心底,以常态化的默诵《大悲咒》、《心经》等佛经作为自己日常修学的重要功课,即使在铁窗内的岁月中,也得到了坚持。惟贤长老以坚定的信仰和无尽的愿力,面对逆缘的降临,始终以淡定的心态,正确面对自身的处境,将逆缘化为自身修行、学法、消业的殊胜因缘;廿六年十个月的蒙冤生涯,未能消磨掉他的人生意志,却坚固了他的道心,强化了他弘法利生的信念。

　　更为值得今世众生感悟和感动的是,一九八零年平反昭雪后的惟贤长老,丝毫未存埋怨众生之心,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佛教事业的恢复和弘扬,专精于佛教人才的培养和造就,精进于佛学义理的研究和传承,以耄耋之年而奔波于巴蜀乃至于中华大地,港澳台及日美诸国,其心愿可叹,其事业可敬,其成就可观。

　　晚年的惟贤长老,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席、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重庆佛学院院长,先后被推举到政协、人大担任社会职务。在世人眼里,这一切应是长老应得的荣誉,而在长老看来,却是他所肩负的职责,是长老实践其师太虚大师“人生佛教”之愿力的又一平台。惟贤长老无愧于乃师十年之教诲,赤诚的爱国护教之情怀感天动地。从其一生的行持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惟贤长老毕生以太虚大师之心为心,以太虚大师之行为行;太虚大师的谆谆教诲,法尊法师的耳提面命,锻造了惟贤长老学贯中西、圆融藏汉、贯通儒道、齐弘八宗的博大学识眼界和宽阔学术胸怀;而常年不辍践行人生佛教的行持,显露的是如溪流般涓涓流淌不息的慈悲情怀。这是一位令人无法忘怀的佛门龙象,这是一位世间难以寻觅的人天导师!

　　今天的我们,纪念老人家承续慧命的丰功伟绩,也缅怀其慈悲济世的音容笑貌,笔者以为,凡我佛子当以老人家为楷模,以老人家之悲愿马首是瞻,杜绝浑浑噩噩的得过且过,远离懵懵懂懂地安于平庸。凡当佛子,欲成就自身的佛化生活,欲普被群伦,则需自尊、自爱,以虔敬心皈依三宝,以弘法愿普利大众。正如中国佛协的唁电中所评价的那样:“惟贤长老是中国佛教界爱国爱教、德高望重的长老,一生培育僧才、弘法利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修持精进、解行并重,慈悲济世、普施法雨,深受海内外四众弟子的敬仰和爱戴,为佛教事业的发展奉献了一生的心力,功德无量”。这是对惟贤长老一生的高尚隽永的人格、爱国护教的情怀、精进修学的成就的高度概括与生动写照!

　　长老西归,正果得成,含笑兜率!常寂光天,不舍众生,慈航倒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