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正是慎终追远之时。人类对生死这个终极哲学的思辨,一直从未停止。
窥探古人的足迹,可以得到一些教益。为悼念夫人王弗,苏轼曾在夫人去世十年时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思念长了脚,跟着逝者一起西行得越远,在世者越难舍离:我生君死,君死我思,我思君不知,君不知我悲,一念执著,生死缱绻。有时,苏东坡会拿出佛教的思考,渐次顿悟开明,放下执妄,但终究,证道之路不是这么容易。兜兜转转,在生死轮回里流转,未能彻底跳脱。
其实,苏东坡并不是那么矫情。素来以旷达与潇洒著称的他,一贯拥有的对于死亡的达观以及对于自己人格的坚信,使得他的死显得潇洒至极。
公元1101年,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听觉衰微。家人按照风俗,将一团新棉花放在他的鼻底,好判断他是否还有呼吸。佛友维琳在他耳边说:现在,不要忘记有来生!苏轼轻声语:来生或许有,但空想前往,着不得力,又有何用?另一位友人在旁说道:最好还是作如是想。苏轼答:勉强想就不对了。语毕而溘然长逝。
他的弟弟苏辙在给他写墓志铭时说:“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变生死,孰为去来。”前面一句当指哥哥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万古长传的精神;后一句当是对哥哥生死齐一的理解概括。
“生死齐一”的源头要追溯到大宗师庄子那里。他在《齐物论》中不胜感慨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仞相靡,其行进如弛,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庄子看到了生命一旦形成就飞速走向消亡,更为令人悲伤的是:即便短暂,其间却充满了烦心与疲惫形体的琐事,诚然不可不谓“大哀”。
那该怎么办?庄子用自然与安时处顺来应对。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并说人的生与死:“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是之县解。”所以在妻子死后他鼓盆而歌,因为妻子是顺应自然委身自然而已,是不应该悲伤的。
苏轼也如庄子那样,当他再一次被政敌迫害、远渡儋州之时,他有这么一段文字:“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其面对死亡如此从容,除了对于那些政敌中屑小之徒的轻蔑之外,与庄子的不同正在于他旷达背后的对人生的浓浓情意。
种种情谊,灌溉着苏东坡的人生稻田。虽然“死”的旷达与庄子雷同,但他的“生”却充满了情趣,从而生机盎然、仪态万方。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对亲情、友情、爱情如此执迷不悟。他喜喝酒,但酒量不高,饮少辄醉,最喜欢看到别人喝得高兴,别人高兴他就高兴;他看下棋,但棋艺不高,胜亦可喜,败亦可喜;他坐于临皋亭下,观白云左绕、清江右徊,林峦岔入,有所思而无所思。
正如他在《自题画像》所说:“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庄子《齐物论》说:“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此处的“灰”不是真正的“死灰”,而是不为外物所累的一种状态,此处的心与身都是活泼的、灵动的,只是此种活泼与灵动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智慧的、不受外物所侵扰的。看来苏轼把他的生命都艺术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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