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楷书与佛教的文化渊源

佛教从传到中国到唐朝，已近五百年。在这五百年中，既是外来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外来思想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以小乘教义占统治地位，这种教义较为接近佛教的原旨，即强调个人自我解脱，同时也强调这一目标的遥远，认为凡人都要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轮回才能获得涅槃的境界。

在隋唐五代时期，佛堂和寺院星罗棋布。在南方，新道教的发展为佛教的渗透铺平了道路。带动这一热潮的首先是南方和北方的贵族阶层，他们多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毫不吝惜地将大量土地和财富施舍给寺院，甚至经常腾出自己的宅院用来做佛事，宗教生活几乎全面地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唐代写经

此时的佛教也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强有力的共同纽带。隋唐时期，人们将精力更多地转到抄写流传佛经和诵经上面，这样的行为虽然大都是僧人所作，但士族阶层也不乏这种作为。

在家的居士更是以此为功课，如写经后面常见的“清信士”，就属于这一类。写经造藏，是佛教活动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因为僧人重视读经转藏，另一方面也是源自佛典崇拜思想的流行。

因为佛典是佛法的代表，佛教徒认为抄写、受持佛典有莫大的功德，除由此可得到解脱之外，亦可由此而得以成佛。

唐代是佛教的大发展时期，一方面人们广开石窟，以示崇拜，另一方面无论士族庶民都以抄经的形式祈福避灾、超度亡灵，由此产生了大量官方、民间的写经生。

官方写经生以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楷书手”为主，没有官阶品衔，类似于“胥吏”。民间写经生身份庞杂。胡适先生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认为：“有些经是和尚写的，有些是学童（学仕郎）写字习作，有些是施主雇人写的。”

官方写经生地位低下，不入主流官方书法，其本质上属于民间书法。无论是将佛典写在纸上，还是将佛典刻在石上，都体现了欲把佛法长期保存下去的护法精神。尤其是刻在石头上的石经，这种想法更为明确。

房山石经影印本

著名的如《房山石经》，则有贞观二年（628年）的题记：“正法像法凡一千五百余岁，迄贞观二年已浸于末法七十五载，未来佛教毁灭时，此石经流通于世。”

实际上，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写经造藏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同教义、仪式等一同构成了完整的佛教信仰体系。

欧阳询化度寺碑

唐代佛教昌盛，到处皆有寺院，寺院之内往往刊建许多石碑。或记建寺经过、或述高僧往行、或具录经文等，其事率皆请工书之士为之。

唐代社会把诵读、抄写、镌刻佛经作为一种宗教功德。佛经作为佛教的基本读物和立宗依据，在社会上流传十分广泛。佛教界为扩大宣传和影响，请士大夫中高位崇明和大手笔为已故的名僧撰写碑铭，在唐代已成为一时风气。

唐代民间写经

唐代用楷书来写碑记、墓志铭、颂赞、告敕、馆阁铭和种种题额等蔚然成风。唐朝楷书家不仅重视继承传统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艰苦的临池和实践中，积极开拓，突破传统，推陈出新。

书法史上知名的书迹，如欧阳询《化度寺碑》、褚遂良《三藏圣教序》、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薛稷《信行禅师碑》、李邕《麓山寺碑》及《法华寺碑》、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徐浩《大证禅师碑》《不空和尚碑》、史惟则《大智禅师碑》、柳公权《金刚经》《大达法师玄秘塔碑》、裴休《圭峰禅师碑》，皆属此例。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