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时期大兴佛教，外国高僧来华时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宋文帝对品行高洁、德业深厚之僧尼深加礼遇，供养隆厚，并在其死后给予极为优厚的赏赐。外国高僧求那跋摩来华后，文帝“教住抵沮寺，供给隆厚”，“屡设供施”飞又，慧严于宋元嘉二十年卒于东安寺，宋文帝下诏曰：“严法师器识渊远，学道之匠，奄尔迁神，痛悼于怀，可给钱斤，布五十匹。”《比丘尼传·主贤传》载：“宝贤十六丁母忧，三年不食毅。以葛芋自资，布衣给扩，不坐床席。十九出家，住建安寺。操行精修，博通禅律。宋文皇帝深加礼遇，供以衣食。”同书《净贤传》载：“湘东王或翻在七之年，眠好惊魔，〈宋文帝）敏从净贤尼受三自归，悸寐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内外亲赏。”再如比丘尼僧念，“硅璋早秀，才鉴明达，立德幼年，十岁出家，为法护尼弟子，从师住太后寺。贞节苦心，禅思精密。博涉多通，文义兼美。蔬食礼忏，老而弥笃。诵《法华经》，日夜七遍。宋文、孝武二帝常加资给。

”以上皆为宋文帝供养僧尼之证，其于僧尼尘前或吸后均有相应之赏赐或资助。

法会，是佛教仪式之一，又作法事、佛事、斋会、法要，是为讲说佛法及供佛施僧等所举行之集会，即聚集净食，庄严法物，供养诸｛弗菩萨，或设斋、施食、说法、赞叹佛德，或设会讨论佛义、讲经等，以达祈福增慧之目的。据《历代兰主纪》卷四载，光和三年(180年），后汉灵帝“造中大夫于洛阳佛塔寺饭诸沙门，悬缮烧香，散花燃灯”。可见后汉时己有阜帝行斋会之事。据《高僧传·雪道尘传》载：太祖设会，帝亲同众御于地楚，下食良久，众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丽天，天言始终，何得非中？”遂取钵便食，于是一众从之，莫不叹其枢机得衷。句可知文帝不仅设立法会，而且还亲自与众僧一起席地而坐，聚集净食。不仅如此，文帝还在此次法会上与众僧讨论“过中不食”之戒律问题。

《田婆沙论》云：“夫斋者以过中不食为休。”“过中不食”，又称“过午不食”、“不非时食”，是佛陀为出家佛教徒制定的戒律，规定太阳到正中午后即不允许进食。过了中午而食则为“非时食”。《昆罗三昧经》百曰：“瓶沙王间佛，何故日中佛食？答云：早起诸天食，中三世佛食，H西畜生食，日暮鬼神食。佛制断六趣因，令同三世佛食。佛教认为，清晨是天食时，即诸天的食时：午时是佛食时，即三世诸佛如法的食时：日暮是畜生食时：昏夜是鬼神食的时候，因此佛教徒应遵守“过中不食”的戒律。此外，宋文帝还设立法会剃度僧人。据僧传记载，慧基“幼而神情俊逸，机悟过人”，初“依随”于袱沮寺慧义，至慧基十五岁时，慧义“嘉其神彩，为启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见顾问允怡，即赖于抵沮寺为设会出家，舆驾亲幸，公卿必集。”文帝御驾亲临，王公大臣亦齐集寺庙，可见当时法会规模之隆重。

汤用彤先生指出，“南朝帝王所造寺数当甚多。但当时记载亡快，后世追述又多附会，自甚难考。至帝王造像，更不易详。”尽管如此，我们根据相关的佛教史籍，亦大体可见当时宋文帝建造塔寺及造像情况。元嘉七年，词罗陀国在入贡时上表曰：“伏承圣上信重三宝，兴立塔寺，用满世界，今故遣使表此微信。”可见文帝在位期间塔寺兴建之盛。

关于宋文帝造寺情况，法琳在《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篇》中载，宋太祖文皇帝“造禅云寺，常供养千僧”。文帝还在秦淮岸边为高祖修建了报恩寺：“（元嘉〉二年，（文帝）诏于京师为高祖建报恩寺”飞据《南朝佛寺志》，“报恩寺在天空山东南，距秦淮数百步。宋元嘉二年文帝为高祖朔建也…至宋遂名为能仁云”，其引《景定建康志》云：“能仁寺南距秦淮数百步，其地古青溪之溃也。初名报恩，元嘉二年文帝为高祖朋建”。由寺名可以推断，报恩寺之建当是出于文帝为亡人造福之意。此外，文帝还在丹阳郡修建天空寺以安置天空僧求那跋陀罗：“求那跋陀罗，中天空人，宋元嘉中，文帝遣使迎至都，初住抵沮寺，后于丹杨郡译经，立天空寺以居之（当在今之铜井镇〉。”又，元嘉二年（425年），文帝“敖沙门道沽，往郎县修阿育王寺”。以上为文帝兴建佛寺之证，其建寺之目的，或为供养僧尼，或出于修功德福用之目的。

在文帝影响下，王公贵族问亦兴起建寺之风。如元嘉四年（427年），梁王妃司马氏舍中兴里邸，为晋陵公主造南林寺。一些中下级地方官吏也纷纷效法，如元嘉四年吴兴乌程遂昌县令潘琼舍宅建“凤山寺”，等等，可见元嘉时佛寺兴建之盛。宋文帝建造佛塔事在史籍中仅见一例，即《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及同书卷五十三《历代会要志》中所载文帝诏令沙门道站于那县“建浮图三级”川一事。

叉，据僧传记载，僧亮造丈六金像后“还都，铸像既成，唯焰光未备。宋文帝为造金薄圆光，安霄彭城寺。”《法苑珠林》卷十五《敬佛篇》亦载此事：“宋文皇帝奉迎还都，以焰光未备，教造金薄圆光。”佛教称佛菩萨头部放出的轮光为圆光，亦为佛教造像中的重要部分，史籍中虽仅见文帝造金薄圆光一事，但亦反映了其对佛教造像活动之参与。《法苑珠林》卷十六《敬佛篇》还载晋代戴适“机屈、通瞻，巧拟造化”，曾造一佛像，“宋文帝迎像供养，恒在后堂。”可为文帝供养佛像之证。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佛寺中所供奉者并不限于释迦佛陀及其他佛教诸神。据《宋书·王臻、传》，王臻、（字仲德）在与慕容垂交战后败走，“路经大泽，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儿骑牛行，见仲德，问曰：‘食未？’仲德告饥。儿去，顷之复来，携食与之。仲德食毕欲行，会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乞，衔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随之，获济。”至元嘉十年，其以镇北将军、徐州刺史加领究州刺史，“三临徐州，威德著于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于塔中，以河北所遇也。”也王臻、将对其有恩德之白狼、童子作像并供奉于佛寺之内，可见当时佛寺内供奉对象之驳杂，亦可知当时佛寺乃被视为祈福穰灾之重要场所。